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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负面思维的本能。我们总是更容易注意到坏的事情，而不是好的事情。这种负面思维的本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对过去错误的记忆；第二，媒体和社会活动家对于负面新闻的选择性报道；第三，我们总是觉得，只要有坏的事情发生，就不应该认为世界是在变好。
“警告：你记忆里的事物总是比实际情况更坏”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会听到老人们在说，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有多好；他们会强调，现在的事情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美好了。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很多事情在以前都是更差，而不是更好。但是人们往往很容易忘记以前事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在西欧和北美，只有那些非常老的人，才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只有他们才对仅仅几个世纪之前发生的饥饿和贫穷有一些切身的体验。但是，即便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几代人之前全国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的国家而言，人们今天骑着电动车，住着体面的房子，穿着干净的衣服，已经不记得几代人之前的贫穷了。
在1970年，有一位著名的瑞典作家兼记者拉斯伯格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关于印度农村生活的报告。25年后，当他再回到他写报告的那个村庄的时候，他清晰地看到，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在1970年拍的那些照片里面还有土地板的房屋、泥做的墙和**的儿童。照片里那些村民的眼中看不到自尊，而这些村民对外面的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照片中的他们和今天的他们有着鲜明的对比。今天在整齐的水泥房屋里，儿童穿戴整齐，充满自信心和好奇心的村民们看着电视。拉斯伯格给村民们看1970年他拍的照片时，他们不相信这些照片就是在他们旁边拍摄的。他们说不是的，不是在这里拍的，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从来没有那么穷过。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生活在当下，只关心自己眼前的问题，比如说自己的孩子看了太多无聊的肥皂剧，或者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辆摩托车。
除了自身的生活记忆，有时候我们会刻意回避过去的野蛮和不幸。这些野蛮和不幸的过去，可以在古代的墓地里面发现。那些墓地里面有很多儿童的骸骨。有的死于饥饿，或者可怕的疾病，但是也有很多儿童的骸骨上有伤害的痕迹，这说明他们是被残忍地杀害的。而在今天的墓地里面，很少能发现儿童的坟墓了。
选择性报道
我们几乎每天都被无休止的负面新闻淹没：战争饥荒、自然灾害、政治错误、腐败、预算削减、疾病、大规模的失业、恐怖主义行动。如果记者去报道正常降落的飞机或者正常收成的庄稼，他很快就会失业的。循序渐进的进步对数百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很难作为新闻登上头条。
由于媒体自由和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现在可以比以前听到更多关于各种灾难的消息。几个世纪之前，当欧洲人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当时这无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在过去，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或者某类物种濒临灭绝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也不会有人关心。正如我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一样，我们在监测人间苦难上取得了提升，这些增加的报道本身就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它们却给人们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
与此同时，社会活动家和说客们非常有技巧地把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点都描绘成世界的末日，通过夸大的预测来恐吓人们，而无视整体的趋势是在进步的。例如在美国，整体的暴力犯罪率是下降的，然而，每当有一起犯罪事件发生，就会有很多报道，这就给了大多数人一种印象，似乎暴力犯罪在变得更多。
我们通常不能够正确地回忆起过去，不记得一年前、10年前或50年前，实际情况比现在更坏，结果就使得我们产生了一种这个世界越变越坏的错觉。而这种错觉给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焦虑，也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希望。
感性而非理性
这里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当人们表达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坏的时候，他们真的在做理性的思考吗？我的猜测是，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感性地做出这样的回答。如果在我向你展示了这么多事实和数据之后，你仍然不相信这个世界在变得更好，我猜测这一定是因为你知道还有很多巨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猜测，你认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在变得更好，其实是想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好的，你不应该去关注那些问题，或者假装这些问题不存在。这让你感到很荒谬和焦虑。
我同意，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好，我们仍然在担心很多问题。只要仍然有飞机在坠毁，仍然有儿童在意外死亡，仍然有濒危物种，仍然有气候变暖，仍然有大男子主义，仍然有疯狂的独裁者，仍然有有毒的废品，仍然有正直的新闻记者被关进监狱，或者仍然有女孩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而不能上学，只要这些可怕的事情仍然存在，我们就不能放松。
但是如果我们无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的进步的话，这仍然是荒谬而令人焦虑的。人们通常称我为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总是让他们看到他们从来不知道的巨大进步。但这种说法让我很生气，我不愿意被称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那使我显得很天真。我是可能主义者，这个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不抱有无缘由的希望，也不抱有无缘由的恐惧，更持续地对抗过分情绪化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可能主义者，我看到了现实的进步，而这些，使我对未来更大的进步充满了希望。这不是乐观，这只是对事实的真相有清晰和合理的理解。这需要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实用的世界观。
当人们错误地相信我们没有获得什么进步的时候，他们将会做出错误的结论，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不起作用，而且会因此对实际有效的措施也丧失信心。我遇到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对人性彻底失去了希望；或者他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成为激进分子，支持一些破坏生产力的极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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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你记忆里的事物总是比实际情况更坏”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会听到老人们在说，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有多好；他们会强调，现在的事情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美好了。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很多事情在以前都是更差，而不是更好。但是人们往往很容易忘记以前事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在西欧和北美，只有那些非常老的人，才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只有他们才对仅仅几个世纪之前发生的饥饿和贫穷有一些切身的体验。但是，即便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几代人之前全国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的国家而言，人们今天骑着电动车，住着体面的房子，穿着干净的衣服，已经不记得几代人之前的贫穷了。
在1970年，有一位著名的瑞典作家兼记者拉斯伯格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关于印度农村生活的报告。25年后，当他再回到他写报告的那个村庄的时候，他清晰地看到，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在1970年拍的那些照片里面还有土地板的房屋、泥做的墙和**的儿童。照片里那些村民的眼中看不到自尊，而这些村民对外面的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照片中的他们和今天的他们有着鲜明的对比。今天在整齐的水泥房屋里，儿童穿戴整齐，充满自信心和好奇心的村民们看着电视。拉斯伯格给村民们看1970年他拍的照片时，他们不相信这些照片就是在他们旁边拍摄的。他们说不是的，不是在这里拍的，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从来没有那么穷过。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生活在当下，只关心自己眼前的问题，比如说自己的孩子看了太多无聊的肥皂剧，或者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辆摩托车。
除了自身的生活记忆，有时候我们会刻意回避过去的野蛮和不幸。这些野蛮和不幸的过去，可以在古代的墓地里面发现。那些墓地里面有很多儿童的骸骨。有的死于饥饿，或者可怕的疾病，但是也有很多儿童的骸骨上有伤害的痕迹，这说明他们是被残忍地杀害的。而在今天的墓地里面，很少能发现儿童的坟墓了。
选择性报道
我们几乎每天都被无休止的负面新闻淹没：战争饥荒、自然灾害、政治错误、腐败、预算削减、疾病、大规模的失业、恐怖主义行动。如果记者去报道正常降落的飞机或者正常收成的庄稼，他很快就会失业的。循序渐进的进步对数百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很难作为新闻登上头条。
由于媒体自由和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现在可以比以前听到更多关于各种灾难的消息。几个世纪之前，当欧洲人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当时这无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在过去，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或者某类物种濒临灭绝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也不会有人关心。正如我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一样，我们在监测人间苦难上取得了提升，这些增加的报道本身就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它们却给人们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
与此同时，社会活动家和说客们非常有技巧地把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点都描绘成世界的末日，通过夸大的预测来恐吓人们，而无视整体的趋势是在进步的。例如在美国，整体的暴力犯罪率是下降的，然而，每当有一起犯罪事件发生，就会有很多报道，这就给了大多数人一种印象，似乎暴力犯罪在变得更多。
我们通常不能够正确地回忆起过去，不记得一年前、10年前或50年前，实际情况比现在更坏，结果就使得我们产生了一种这个世界越变越坏的错觉。而这种错觉给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焦虑，也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希望。
感性而非理性
这里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当人们表达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坏的时候，他们真的在做理性的思考吗？我的猜测是，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感性地做出这样的回答。如果在我向你展示了这么多事实和数据之后，你仍然不相信这个世界在变得更好，我猜测这一定是因为你知道还有很多巨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猜测，你认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在变得更好，其实是想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好的，你不应该去关注那些问题，或者假装这些问题不存在。这让你感到很荒谬和焦虑。
我同意，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好，我们仍然在担心很多问题。只要仍然有飞机在坠毁，仍然有儿童在意外死亡，仍然有濒危物种，仍然有气候变暖，仍然有大男子主义，仍然有疯狂的独裁者，仍然有有毒的废品，仍然有正直的新闻记者被关进监狱，或者仍然有女孩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而不能上学，只要这些可怕的事情仍然存在，我们就不能放松。
但是如果我们无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的进步的话，这仍然是荒谬而令人焦虑的。人们通常称我为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总是让他们看到他们从来不知道的巨大进步。但这种说法让我很生气，我不愿意被称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那使我显得很天真。我是可能主义者，这个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不抱有无缘由的希望，也不抱有无缘由的恐惧，更持续地对抗过分情绪化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可能主义者，我看到了现实的进步，而这些，使我对未来更大的进步充满了希望。这不是乐观，这只是对事实的真相有清晰和合理的理解。这需要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实用的世界观。
当人们错误地相信我们没有获得什么进步的时候，他们将会做出错误的结论，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不起作用，而且会因此对实际有效的措施也丧失信心。我遇到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对人性彻底失去了希望；或者他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成为激进分子，支持一些破坏生产力的极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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