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海鸥相机
我最早接触的相机是海鸥牌的。
后来写回忆录查找资料时才知道这个型号是4A型！
也不知道1、2、3A型都是什么，这个不重要。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当年我用的那个海鸥相机完全是国产研制的。
我搜了一下百度百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的国防、公安、新闻、医疗、科研、体育等领域急需国产的高级单反相机。在工业基础力量相当薄弱的情况下，上海照相机厂临急受命，在196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级单反相机——上海DF-7型。这里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其中的摄影镜头采用了长春光机所设计的F1：3.5f， 50mm镜头图纸。
大家都知道，一台相机最核心的部件就是镜头了，当年上海照相机厂能做到这台相机国产化真得很不容易。
我知道的当时只能装120黑白胶卷。这是一种中画幅胶片，尺寸为120毫米× 160毫米，与35毫米胶片相比，其画幅更大，可以拍摄更多的细节和更好的画质。
写到这里我只能说别说更多的细节和更好的画质了，我们这些人连最基本的都拍不出来，给我们用这个真的浪费了。
现在，对于这个胶卷是怎么装的，然后又是怎么调光圈快门什么的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只有当年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了我曾经拍照的样子（这张还算清楚，我们那时自己拍的几乎都是这样模糊不清的）。
但依我爱显摆的性格，也不排除当年是摆拍的可能，甚至这个可能性还很大。
是不是摆拍不重要。就像易中天先生在他的《中华史》第一册《祖先》一书中说的，重要的是节点。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大规模的同学聚会还是一件很让人向往的事儿！
几乎提前一周人们就开始盼望。
每次聚会大家玩得都很开心，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都觉得这样美好的场景大家肯定都不会忘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让任何当事人去回忆那天的情景恐怕都会有难度。
甚至有些人压根儿就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
感谢海鸥相机，让我们今天可以复原出那些聚会的几个碎片。
当我最早构思全书大纲想写《摄影》这一章时，我就想过要把保存下的关于高中同学聚会的这几十张黑白照片单独作为一节写出来。
不一定有多少文字，只为这些照片。
只为了再次去回忆一下这些照片后边的故事！
淘气的丁也。
这个当年被我戏出迷语“丙后者”的同学，已是好多年没见了，就是上一章节中写过的《观丁也、林巍吵架》一诗中的女主角。现在只是在彼此的朋友圈中略有互动了解一下对方的近况。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不会有人想到如此的淑女当年会有这样的一幕。
从背影来看，船头背对镜头的应该是黄述，这个当年我用对联写成“黄叶归根常护树，桃花随水更思源”的桃源同学，毕业后去了广东，早先还多有信件联系，转眼间已经记不清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当年的我们学习并没有那么重，也许只是我不爱学习才感觉学习任务不重。
所以我们总有一些聚会的时候。有时人少，有时是全班。
当年大庆也没有太多玩的地方，全班聚会大多数时候是去几个公园，一个是儿童公园，再一个是龙凤公园，还有一个是六厂公园。
这几个公园都有湖有船，所以练就了我一手划船的本事。
杨华说：“中间划船的是徐前进，当时叫徐前进，后来改名儿了，左边儿是宋志涛，右边儿是我。”（采用的照片是杨华同学提供的）
有张模糊的照片是两人三足游戏，怎么看起来好像左边的女同学那边跑得快一些，右边和我绑在一起的同学我不知道是谁，如果从帽子上看应该是王刚，但绝对不确定，是真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拖了我的后腿。
这个场景已经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做什么。
从一张并不算模糊的照片中可以感觉中间推着自行车的女生是赵新红。右边那个不知道男女的同学应该是看一下她的自行车轮胎气满不满。
从中也知道了我们当年几乎都是骑自行车到处溜达，哪怕是同学聚会也是有骑自行车的。
我坐在一个排球上，看来那次我们除了两人三足外，也打了排球，这个是真没有记忆了。
只能从衣服上看出这是我在发球。关于这个在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套衣服我将在第八章专门列出单独一节来写。
现在就暂时把它当成可以从人群中分辨出我来的一个道具吧。
不知道我在和谁摔跤。
对于比较喜欢以德服人的我来说，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暴力活动。
我总是喜欢技巧性的运动，而不是这种用笨力方法的。
同样不喜欢的还有类似的拔河、掰手腕等等！
还是力气小。
这个从树上跳下来的同学尽管照得极虚，但我一直记得他是冉法海。
他个子不算高，曾写过“叶盈盈，碧盈盈，条条枝干为谁倾”的诗句，后边的不记得了，当时觉得这几句写得很好，然后就不经意间记住了。
应该是从毕业开始就没再见过了。
好像。
这个必须要加个不确定的形容词，否则以我的记忆真的容易出错。特别是涉及到人的记忆。
没办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和人之间的交往就是我的“短”。
歪着脑袋在花海中的这个是王刚，这是我极少能记得家住哪里的同学。
一般情况下，我是极少关注同学家在哪儿、是否有兄弟姐妹、父母是做什么的等等。
他家在新华发电厂。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晰，是因为当年一个寝室的同学互相介绍时，他说了，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
当年的大庆就是那么几块地方有楼区，基本上都知道。所以当他说新华发电厂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哪儿。记得他应该是解释过了，但我没有概念。所以才会记得这么清。
前些时候写《双城子·冬日新华湖》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他，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
这个和我成镜像动作的应该是武云飞。他从初中就是我的同学。我对他的印象来自他也喜欢集邮，我们当年还曾互换过邮票。照片中不知道和谁在研究什么（推断应该是牛为民），我在后边抢镜头，这个抢镜头应该是故意的，这个看到照片后有记忆。
这个场景我记忆很深。
当时我和跟我在同一条船上照相的同学说我去扬李莉水，你一定把这个瞬间给我照下来。
约定好后，我慢慢地划着船，没事儿一般接近她们的船，靠近后突然扬水。结果他笨得怎么也照不上，我已经把李莉扬湿了，他还是没照上，后来只照了这个。
她自然是不肯干休，开始扬了回来，结果这时候他照上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可惜我记不得是谁照的相了。
从李莉头上滴落的水珠来看，证明我浇成功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从初一开始就和我同班的女生的生日，几乎每到她生日，我都会发个信息祝她生日快乐！
至少祝了三十多年！
当年正年轻。
现在看来，这种黑白胶片如果摄影水平不够的话，是不会照得特别清楚的。
很多时候看不清照的是谁，只有当时洗完照片后可以第一时间回忆出来，这是某某，这是某某某。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就全忘了。更有模糊的，当初洗出来的时候就看不清谁是谁了，但我仍然保留了下来，没有舍得扔掉。
怎么说也是一段经历。
不管怎么模糊，这些照片总会给我们当年的聚会留下一些可以去想象的余地。
这些黑白照片都是我在高一五班时留下来的。尽管有这些照片，但现在好些同学仍然已经不记得了。
有些毕业后就再没见过。
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些黑白照片。
那是一段注定要铭记我们青春岁月的留影。
因为我在高二分班时去了文科班，所以和高一五班的同学只在一起呆了一年。
应该是高一期末考试后，我们开始了高中生涯的第一次自主选择。
自己选择学文还是学理。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会学理，因为我的化学比较好，和几个同学闲谈时也曾和他们明确表示过我要学我这个长项。
唯一的长项。
那个时候的我还没遇到对我超高度赏识的应该头顶避雷针的彭老师，所以语文并不突出。
那个时候没有张雪峰。确切地说那个时候张雪峰也在盲目地学习中，为他自己也不确定的未来备考。
那个时候也没有专门做这个的辅导机构，就连相关的书籍几乎也没有。
父母基本上也给不出什么清晰的建议，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们连学文和学理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同是文科或理科的专业之间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学文或学理在毕业后都能干什么。
唯一知道的是文科是英语、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六科，理科是英语、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化学和生物七科。
然后就要在这仅知的一点儿中去选择可以说对我们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科或理科。
和后来许多糊里糊涂的时候不同，那个时候我们是知道这次选择是柳青说过的人生重要的岔路口。
但没有路标、没有简介、没有说明书，除了考试科目外没有一切可供我们参考的东西，关键是还不可重选。
一直坚信自己会选理科的我最终选择了文科。
现在的我坐在电脑前想了又想，却是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这样选了，大概率是因为当年的物理学得不好。
物理是很神奇的一门学科，许多人都说这门学科是两极分化，能学明白的人认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学不明白的人认为很难很难。
应该是这样。
不确定。
当年还不只是报文科理科没什么可供清晰的参考，就连高考申报也是一样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学校放第一位，没有人会先考虑专业。而且也没人知道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比较好。那个时候就是能上重点先上重点，不能上重点的先上本科，本科不行上专科，最后才是中专。基本上顺序就是这样。
当年我高三下学期期中考试才58名，所以没人认为我能考上。
那个年代的人们没有这么卷，考不上大学考个技校也会有工作。
考完试后我们不是等分数下来后再报考，是先进行估分然后在分数下来前报。我估分和投档线相同，也就是说能考个极一般的专科。
当时的我就提出不想去专科做牛尾，而是要去中专做鸡首。觉得工商税务这些中专应该比一个普通的专科好得多，坚决要报中专，可惜最后家里和老师都认为去专科更好一些，也没有更专业的人给出中肯的建议，所以最后去了一墙之隔的学校。
再转眼间，我们走进走出三年的这个学校的校门已经被更气派的新的大门代替了。
和当年只有一张虚焦严重的照片比起来，新的大门无疑要更漂亮更气派。
只是每每路过时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现在看来是缺少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前几年全班又一次想聚会的时候，我还曾满怀深情地写过一段话。
“多少次天涯别离
今日难得又相聚
我的脸上挂着泪珠
那是流出的欢喜
分别时说的诺言
你我怎能忘记
要问别后生活收获
青山绿水会告诉你
┄┄
同学友谊难忘却
相聚多甜蜜！”
三十年前，当双卡录音机中响起这曲青涩的程琳唱起的《相聚》时，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写在1988年那个夏日的临别祝福会随时光匆匆走过一万多个日日夜夜，而当初同样青涩飞扬的青春少男少女如今只能在我们的子女身上依稀找到当年的模样。
我们要见面了！
我们也应该见面了！
┄┄
可惜没有成行。
甚为遗憾。
好在当年还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
记录了当时参加聚会的所有同学和我们的班主任。
中间树后边靠右一点儿的就是当年高一五班的班主任田玉梅老师。
对我很好，毕业后曾在大庆新华书店遇到过她一次。。
还是彩色照片好。
这个应该是理光相机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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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1、2、3A型都是什么，这个不重要。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当年我用的那个海鸥相机完全是国产研制的。
我搜了一下百度百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的国防、公安、新闻、医疗、科研、体育等领域急需国产的高级单反相机。在工业基础力量相当薄弱的情况下，上海照相机厂临急受命，在196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级单反相机——上海DF-7型。这里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其中的摄影镜头采用了长春光机所设计的F1：3.5f， 50mm镜头图纸。
大家都知道，一台相机最核心的部件就是镜头了，当年上海照相机厂能做到这台相机国产化真得很不容易。
我知道的当时只能装120黑白胶卷。这是一种中画幅胶片，尺寸为120毫米× 160毫米，与35毫米胶片相比，其画幅更大，可以拍摄更多的细节和更好的画质。
写到这里我只能说别说更多的细节和更好的画质了，我们这些人连最基本的都拍不出来，给我们用这个真的浪费了。
现在，对于这个胶卷是怎么装的，然后又是怎么调光圈快门什么的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只有当年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了我曾经拍照的样子（这张还算清楚，我们那时自己拍的几乎都是这样模糊不清的）。
但依我爱显摆的性格，也不排除当年是摆拍的可能，甚至这个可能性还很大。
是不是摆拍不重要。就像易中天先生在他的《中华史》第一册《祖先》一书中说的，重要的是节点。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大规模的同学聚会还是一件很让人向往的事儿！
几乎提前一周人们就开始盼望。
每次聚会大家玩得都很开心，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都觉得这样美好的场景大家肯定都不会忘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让任何当事人去回忆那天的情景恐怕都会有难度。
甚至有些人压根儿就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
感谢海鸥相机，让我们今天可以复原出那些聚会的几个碎片。
当我最早构思全书大纲想写《摄影》这一章时，我就想过要把保存下的关于高中同学聚会的这几十张黑白照片单独作为一节写出来。
不一定有多少文字，只为这些照片。
只为了再次去回忆一下这些照片后边的故事！
淘气的丁也。
这个当年被我戏出迷语“丙后者”的同学，已是好多年没见了，就是上一章节中写过的《观丁也、林巍吵架》一诗中的女主角。现在只是在彼此的朋友圈中略有互动了解一下对方的近况。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不会有人想到如此的淑女当年会有这样的一幕。
从背影来看，船头背对镜头的应该是黄述，这个当年我用对联写成“黄叶归根常护树，桃花随水更思源”的桃源同学，毕业后去了广东，早先还多有信件联系，转眼间已经记不清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当年的我们学习并没有那么重，也许只是我不爱学习才感觉学习任务不重。
所以我们总有一些聚会的时候。有时人少，有时是全班。
当年大庆也没有太多玩的地方，全班聚会大多数时候是去几个公园，一个是儿童公园，再一个是龙凤公园，还有一个是六厂公园。
这几个公园都有湖有船，所以练就了我一手划船的本事。
杨华说：“中间划船的是徐前进，当时叫徐前进，后来改名儿了，左边儿是宋志涛，右边儿是我。”（采用的照片是杨华同学提供的）
有张模糊的照片是两人三足游戏，怎么看起来好像左边的女同学那边跑得快一些，右边和我绑在一起的同学我不知道是谁，如果从帽子上看应该是王刚，但绝对不确定，是真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拖了我的后腿。
这个场景已经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做什么。
从一张并不算模糊的照片中可以感觉中间推着自行车的女生是赵新红。右边那个不知道男女的同学应该是看一下她的自行车轮胎气满不满。
从中也知道了我们当年几乎都是骑自行车到处溜达，哪怕是同学聚会也是有骑自行车的。
我坐在一个排球上，看来那次我们除了两人三足外，也打了排球，这个是真没有记忆了。
只能从衣服上看出这是我在发球。关于这个在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套衣服我将在第八章专门列出单独一节来写。
现在就暂时把它当成可以从人群中分辨出我来的一个道具吧。
不知道我在和谁摔跤。
对于比较喜欢以德服人的我来说，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暴力活动。
我总是喜欢技巧性的运动，而不是这种用笨力方法的。
同样不喜欢的还有类似的拔河、掰手腕等等！
还是力气小。
这个从树上跳下来的同学尽管照得极虚，但我一直记得他是冉法海。
他个子不算高，曾写过“叶盈盈，碧盈盈，条条枝干为谁倾”的诗句，后边的不记得了，当时觉得这几句写得很好，然后就不经意间记住了。
应该是从毕业开始就没再见过了。
好像。
这个必须要加个不确定的形容词，否则以我的记忆真的容易出错。特别是涉及到人的记忆。
没办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和人之间的交往就是我的“短”。
歪着脑袋在花海中的这个是王刚，这是我极少能记得家住哪里的同学。
一般情况下，我是极少关注同学家在哪儿、是否有兄弟姐妹、父母是做什么的等等。
他家在新华发电厂。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晰，是因为当年一个寝室的同学互相介绍时，他说了，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
当年的大庆就是那么几块地方有楼区，基本上都知道。所以当他说新华发电厂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哪儿。记得他应该是解释过了，但我没有概念。所以才会记得这么清。
前些时候写《双城子·冬日新华湖》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他，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
这个和我成镜像动作的应该是武云飞。他从初中就是我的同学。我对他的印象来自他也喜欢集邮，我们当年还曾互换过邮票。照片中不知道和谁在研究什么（推断应该是牛为民），我在后边抢镜头，这个抢镜头应该是故意的，这个看到照片后有记忆。
这个场景我记忆很深。
当时我和跟我在同一条船上照相的同学说我去扬李莉水，你一定把这个瞬间给我照下来。
约定好后，我慢慢地划着船，没事儿一般接近她们的船，靠近后突然扬水。结果他笨得怎么也照不上，我已经把李莉扬湿了，他还是没照上，后来只照了这个。
她自然是不肯干休，开始扬了回来，结果这时候他照上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可惜我记不得是谁照的相了。
从李莉头上滴落的水珠来看，证明我浇成功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从初一开始就和我同班的女生的生日，几乎每到她生日，我都会发个信息祝她生日快乐！
至少祝了三十多年！
当年正年轻。
现在看来，这种黑白胶片如果摄影水平不够的话，是不会照得特别清楚的。
很多时候看不清照的是谁，只有当时洗完照片后可以第一时间回忆出来，这是某某，这是某某某。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就全忘了。更有模糊的，当初洗出来的时候就看不清谁是谁了，但我仍然保留了下来，没有舍得扔掉。
怎么说也是一段经历。
不管怎么模糊，这些照片总会给我们当年的聚会留下一些可以去想象的余地。
这些黑白照片都是我在高一五班时留下来的。尽管有这些照片，但现在好些同学仍然已经不记得了。
有些毕业后就再没见过。
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些黑白照片。
那是一段注定要铭记我们青春岁月的留影。
因为我在高二分班时去了文科班，所以和高一五班的同学只在一起呆了一年。
应该是高一期末考试后，我们开始了高中生涯的第一次自主选择。
自己选择学文还是学理。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会学理，因为我的化学比较好，和几个同学闲谈时也曾和他们明确表示过我要学我这个长项。
唯一的长项。
那个时候的我还没遇到对我超高度赏识的应该头顶避雷针的彭老师，所以语文并不突出。
那个时候没有张雪峰。确切地说那个时候张雪峰也在盲目地学习中，为他自己也不确定的未来备考。
那个时候也没有专门做这个的辅导机构，就连相关的书籍几乎也没有。
父母基本上也给不出什么清晰的建议，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们连学文和学理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同是文科或理科的专业之间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学文或学理在毕业后都能干什么。
唯一知道的是文科是英语、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六科，理科是英语、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化学和生物七科。
然后就要在这仅知的一点儿中去选择可以说对我们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科或理科。
和后来许多糊里糊涂的时候不同，那个时候我们是知道这次选择是柳青说过的人生重要的岔路口。
但没有路标、没有简介、没有说明书，除了考试科目外没有一切可供我们参考的东西，关键是还不可重选。
一直坚信自己会选理科的我最终选择了文科。
现在的我坐在电脑前想了又想，却是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这样选了，大概率是因为当年的物理学得不好。
物理是很神奇的一门学科，许多人都说这门学科是两极分化，能学明白的人认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学不明白的人认为很难很难。
应该是这样。
不确定。
当年还不只是报文科理科没什么可供清晰的参考，就连高考申报也是一样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学校放第一位，没有人会先考虑专业。而且也没人知道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比较好。那个时候就是能上重点先上重点，不能上重点的先上本科，本科不行上专科，最后才是中专。基本上顺序就是这样。
当年我高三下学期期中考试才58名，所以没人认为我能考上。
那个年代的人们没有这么卷，考不上大学考个技校也会有工作。
考完试后我们不是等分数下来后再报考，是先进行估分然后在分数下来前报。我估分和投档线相同，也就是说能考个极一般的专科。
当时的我就提出不想去专科做牛尾，而是要去中专做鸡首。觉得工商税务这些中专应该比一个普通的专科好得多，坚决要报中专，可惜最后家里和老师都认为去专科更好一些，也没有更专业的人给出中肯的建议，所以最后去了一墙之隔的学校。
再转眼间，我们走进走出三年的这个学校的校门已经被更气派的新的大门代替了。
和当年只有一张虚焦严重的照片比起来，新的大门无疑要更漂亮更气派。
只是每每路过时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现在看来是缺少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前几年全班又一次想聚会的时候，我还曾满怀深情地写过一段话。
“多少次天涯别离
今日难得又相聚
我的脸上挂着泪珠
那是流出的欢喜
分别时说的诺言
你我怎能忘记
要问别后生活收获
青山绿水会告诉你
┄┄
同学友谊难忘却
相聚多甜蜜！”
三十年前，当双卡录音机中响起这曲青涩的程琳唱起的《相聚》时，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写在1988年那个夏日的临别祝福会随时光匆匆走过一万多个日日夜夜，而当初同样青涩飞扬的青春少男少女如今只能在我们的子女身上依稀找到当年的模样。
我们要见面了！
我们也应该见面了！
┄┄
可惜没有成行。
甚为遗憾。
好在当年还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
记录了当时参加聚会的所有同学和我们的班主任。
中间树后边靠右一点儿的就是当年高一五班的班主任田玉梅老师。
对我很好，毕业后曾在大庆新华书店遇到过她一次。。
还是彩色照片好。
这个应该是理光相机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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