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
在传说中，像盘古开天地和神农尝百草的古典故事，若追问发生的具体年代，不只是遥不可及，而是已经虚无缥缈了。因此，当我们今天听到类似这样一些古代传说时，经常会忍俊不住想问一句：“书上有记载吗？”其实，据说在轩辕皇帝时代，便有一个史官名叫仓颉，他的职责就是习文记事。这确实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
《礼记•曲礼上》中说“史载笔”。那么“史”为何呢？《白虎通》解释，史者“使”也。这就是说，“史”等同指使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载笔”的“史”，就是指定专人，执笔站在帝王左右，及时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和行动。《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正因为如此，才分别有了记录言语的经书《尚书》和记录行为事件的《春秋》啊。如果例举此类专门记录言行的经典，在尧舜时代，像《尚书》中《尧典》《皋陶谟》；在夏商时期，则有《尚书》中的《甘誓》《汤诰》。然而，进入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姬周朝代，因为周武王延续周文王倡导“创新”的弘大志向，所以从一开始周公姬旦便制定了新的规则：一方面追溯并区分开夏、商、周的不同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四时季节，以此为时间起始，详实推算和记录了言行事件曾经发生的具体年代。与此同时，各诸侯邦国内部，也自设史官，并记录言行，旨在扬善抑恶，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东周第1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开始，姬周朝廷威望逐渐衰退，而诸侯权势日渐增强。举国上下，不仅礼仪逐渐松散，而且法令制度日渐失序，随之社会人格及其道德伦理，愈发乖张离奇。因此在春秋末期，才有周游列国归来的孔老夫子，一边叹息王道失落，一边痛心礼崩乐坏，一边悲悯斯文坠地，并时常于静卧之中，哀伤凤凰不至；于偶或临街之时，愤懑麒麟不识。于是乎，请教乐师极力整饬《雅》《颂》的音乐，依傍鲁国的历史校对姬周《春秋》。究其目的，是想通过例举事实经过的得失成败，得以思辨功过是非的关键所在；谋求通过引证生死存亡的前因后果，达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所以在《春秋》之中，一字褒奖胜过加官进爵，片言贬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谓微言大义而乱臣贼子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尽管睿智深邃并寓意深刻，但文辞过于委婉简短。与孔夫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深谙微言大义的精要，加之熟悉《春秋》内容事件及其因由始终，所以才能够依傍《春秋》，进一步创作了解释经文的“传”这样一种新颖文体。
何为传呢？《广雅》说：传者转也。传包含有转达的意思，是指将经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转化成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语言，借以帮助后人对经书的学习和理解。所以说，《左传》如同圣人经书的翅膀，更是史传文体中的桂冠。
进入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因为史官这一职位依然保留着，所以当秦国合并另外七个国家时，每个国家都还有自己的简牍史册。又因为这一时期的简册，主要记录当时纵横捭阖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所以没有按照年代时令的顺次严格记录。这就是国别体《战国策》的由来。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战争，铲除了赢秦和项羽后，终于建立大汉帝国。汉初，陆贾（约前240-前170年汉初楚国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稽查这段历史，独立完成了《楚汉春秋》。随后，司马谈（公元前约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之父）则是家传的于宫廷内书写史册，而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致力于甄别历代帝王将相的业绩功勋。如果单论《史记》的文本体例，像其中记述的历史人物，若与《尚书•尧典》比较，决不能说个个都是圣贤大德；再说其中的义理文辞，若与孔子《春秋》相较，也不可能篇篇堪称精妙绝伦。显而易见，司马迁是效仿《吕氏春秋》中“纪”的方法方式，将记录帝王的篇籍，统一命名为“本纪”；这样既能提纲挈领，又适合拓展规模。因此在《史记》中，便以“本纪”记述帝王，用“世家”专门书写诸侯，而“列传”描绘投身政权斗争的精英豪骏，其他如“八书”讲解政策制度，而“十表”则罗列年谱官爵。这一切虽然与以往史书显著不同，却把事件时序处理的有条不紊。综合评价《史记》，不难看出有具有记录实事求是，而不隐瞒避讳的优点；并有知识渊博雅正，而且具备了宏论善辩的才能；另外，虽有猎奇探幽的擅长，却又有离经叛道的缺憾；虽然文体层次自有条例，但存在错落失序的不足。对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记论”中有过详细的评价论述。
东汉时期，班固编写的《汉书》，既是继承家业，又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经验，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俨然助其成功已经达到了一半。纵观《汉书》体例，“十志”内容涉及广泛，特别是“序”“赞”气势恢宏。在整体上，文质彬彬，而且儒雅中正，颇具古典经书信史的遗风。至于世间评价《汉书》，既是尊孔崇经的雅正典范，亦有目录条例的拓展创新，但疑其有“遗亲攘美”的不实罪过，以及“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类似这样一些评说观点及其因由问题，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在他的《昌言》（此书亡轶）里，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证说明。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亦不难看出：《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在个别地方上添枝加叶；然而，其弊端在于文字简约不详，尤其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不作详解，令人无从知晓，尤其一时难明。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的详略得当，不但一览无遗，并且方便阅读理解，进而成为了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随之吕后摄政。针对这段历史，《史记》中的《吕后本纪》和《汉书》里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间，从没有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像吕后这样一种特殊境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内，给予表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过这样的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大意：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另外，《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在葵丘齐桓公与诸侯会盟时，就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还有当初在秦国，也曾有过秦昭王因为年幼，以至于宣太后主政的故事。毋庸置疑，西汉吕后政治性专权，事实确凿；对此，无论说成是临时替代还是阶段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说树碑立传了。到了西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或许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也写入史书的本纪之中。这简直就是更加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啊。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之中，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
记载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而不伦不类；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且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准确恰当。他俩的作品应是记录东汉历史的顶级杰作了。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并不是过誉啊。
进入晋代之后，设置了著作郎一职，专门从事史书的编撰。陆机的《晋纪》，虽是书写晋代的开始一段历史，但并不完备；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的《晋纪》，主要书写晋未的一段历史，但却没有结尾。再者，像干宝（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后迁居海宁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的《晋纪》，在裁剪核定上，确实井然有序；孙盛的《晋阳秋》，不仅简明扼要，而又重点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时代的《春秋》，无论经文还是传文，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经典范例，都可以拿来作为这一文章体例的准绳。自《史记》《汉书》之后，固定的范例却没有了。到了东晋时代，从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湖南长沙人）编写《晋纪》开始，又恢复了拟订范例的自我约束，并且开始抛开汉魏史书铺张拓展的宽泛格调，进而取法殷周经典而又干练精微的谨实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僻居长江之南的学者们，已经领会到古典经籍的妙用了。所以，当孙盛（生卒年不详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东晋中期史学家名士官员）着手编史时，便开始先立规矩，则完全是取法邓粲罢了。
毋庸置疑，凡载入史册的作品文籍，必须熟悉诸子百家的体例风格，才有可能不误入歧途。那么其中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贵在揭示了世道兴衰的征兆表象，并成为后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鉴。因此，每一朝代的史书记传，无论其为何等体例，必将与日月一样出没存生；其所彰显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业，都必将与天地一般广大长久。
汉朝立国之初，史官一职，颇显尊荣。在当时诸侯国及其各州郡的主要言行记录文本，都必须定时汇集到中央的太史府。随后，朝廷的史官借此洞察各地方势力的风声动向，并为帝王将相提供适时应变的决策信息。另外，太史官还必须查阅馆藏的文史资料，并校验古代的残椟败简，以求博闻强记，而稽古鉴今。所以说，涉及史书记传的使用文辞和书写内容方面，本来就应该以传承下来的经书典籍为准绳，至于在史书中规劝警戒的深浅程度把握方面，更需要效仿并达到圣人贤达的知识水平。所以说，作为一名太史官员，必须由上述的阅历经验和知识储备之后，才有可能据实记录言行，进而才有可能具备中正评判是非得失的水平能力，从而摒弃并防范虚假不实之词的泛滥成灾。
记载王国家天下的史书，以“记传”来书写人物，以“编年”来陈述事端。其中文笔切忌泛泛而谈，究其内容必须真实确凿。但是，如果随时间距离愈发遥远，其事实真相必定愈发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发繁多，其头尾路径必定愈发容易杂乱纷争。譬如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数人分工不同，如果记录每个人时都将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出现重复累赘；如果局限于某个人一处陈述，又必定有失周全。像这样一种整体与局部或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处，既是史书如何处理的难点和关键吧。东汉张衡曾经指出，在《史记》《汉书》中都存在不少差错过失，而晋代的傅玄也曾批评《东观汉记》中存在累赘烦琐的不足，其实都是上述关键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在史书古籍之中，为什么存在“年代越久、伪学越多”的问题呢？像《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就说过：“传闻异辞。”（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同样，在《荀子·非相》中则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关键信息，传闻越久越简单，越近越详细。）据此，亦不难断定：史书若能够成为信史，其关键就在于宁缺毋滥。然而，世俗习惯追波逐流，而人性时常喜新厌旧，尤其一旦出现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通常趋之若鹜，没有多少人会去三思而后行。因此，凡传闻广泛的事情，必定流传越久越广越稀奇古怪；凡记录遥远的东西，必定记录越细越多越莫名其妙。于是，随着时间延长，所谓造假伪书，就是因为人们一般热衷推陈出新，尤其渴望标新立异，所以经常剔除以往史书中公认的事实，反而专门将其间颇多争议问题，给予穿凿附会，并且夸大其词。究其目的，不过就是追求和满足于别的书本没有，而唯我独尊罢了。如此心态和讹传，以至于以讹传讹，最终各种各样谬误以至于泛滥成灾的著书立说的不良风气，不仅是文艺大厦的蛀虫蠹瘤，更是文化事业的奸雄公敌。
毋庸讳言，即便就是实时记录或同时记载的文史典籍，为何也会出现虚假不实的问题呢？只需举例说明，即刻昭然若揭吧。在《公羊传·定公元年》中，针对孔夫子修订《春秋》时涉及到同时代健在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辞。”（大致本意：对鲁定公和鲁哀公的过错不明说啊。）的缺陷；这既是所谓“背景环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时候，针对一些人情世故或说环境利害，所必须要有的理解和尊重啊。然而，关于现实生活中，针对一些尚且权势声望俱在的人物或事件，在如何把握记录尺度上，其实如同民情世俗常态一样：一是习惯嫌贫乐福，热衷攀龙附凤，对于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废物一个，也要极力点睛抹彩；二是习惯轻蔑穷困潦倒的人们，热心唾弃失败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艺双馨而且人格品质异常纯洁高尚者，都依然难逃被嘲弄、被奚落甚至被谩骂、被侮辱的人间遭遇。亘古至今，阴阳互怼，季节冷暖；品德优劣，人性善变。这一切原本就是自认而然，应属于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吧。所以，实时记录、同步记载之所以存在敷衍趋势，甚至还有明显歪曲事实的问题，与其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毋宁讲一开始便带上了有色眼镜吧。
由上可见，凡记载与事实，时间越久必定虚假不实越多，而时间越近也并非越发真实，反而同样存在歪曲和谬误的问题。据实而论，在书写史书中，真正做到了义理中正、剖析周全的应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贤避讳、微言大义的才是孔夫子。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才会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赞誉。史传体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坚守的是惩恶扬善，而良史之才，贵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恶如仇。如同农民稼穑，任何时候见到莠草必定铲除殆尽。唯有如此，才是千秋万代始终不会改变的规则准绳。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繁简适当的方法，再者如何掌握区别真假虚实的要领，还有如何很快理清千头万绪的技巧，以及如何找准辨别是非对错的依据等，像诸多此类的问题，只要真正明确了史传的大纲提要，都会迎刃而解。
纵横比对可知：为一个时代著述立传的史家使命，如同观瞻临摹肖像，一旦传播四面八方或流传万代千秋后，其究竟属于似是而非还是惟妙惟肖，则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见，并且一定是互有短长。但是，纵观秉文弄章之功勋，横看舞文弄墨之作为，都不会像著述史传一样，尽管殚精竭虑而功高盖世，但却难免顾此失彼，更无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马迁和班固，虽然已经属于精通史学的天才大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难免遭遇后人的批评谴责。因此，载史立传，如果不谨小慎微，反而任性胡作非为，无论是作品还是作家的身家性命，都必定危机四伏啊。
总而言之：载入史册起轩辕，编年叙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轮转，人子生死如灭灯；成王败寇任由天，褒贬善恶留人间。义正辞严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间兴亡多少事，是非功过一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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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曲礼上》中说“史载笔”。那么“史”为何呢？《白虎通》解释，史者“使”也。这就是说，“史”等同指使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载笔”的“史”，就是指定专人，执笔站在帝王左右，及时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和行动。《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正因为如此，才分别有了记录言语的经书《尚书》和记录行为事件的《春秋》啊。如果例举此类专门记录言行的经典，在尧舜时代，像《尚书》中《尧典》《皋陶谟》；在夏商时期，则有《尚书》中的《甘誓》《汤诰》。然而，进入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姬周朝代，因为周武王延续周文王倡导“创新”的弘大志向，所以从一开始周公姬旦便制定了新的规则：一方面追溯并区分开夏、商、周的不同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四时季节，以此为时间起始，详实推算和记录了言行事件曾经发生的具体年代。与此同时，各诸侯邦国内部，也自设史官，并记录言行，旨在扬善抑恶，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东周第1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开始，姬周朝廷威望逐渐衰退，而诸侯权势日渐增强。举国上下，不仅礼仪逐渐松散，而且法令制度日渐失序，随之社会人格及其道德伦理，愈发乖张离奇。因此在春秋末期，才有周游列国归来的孔老夫子，一边叹息王道失落，一边痛心礼崩乐坏，一边悲悯斯文坠地，并时常于静卧之中，哀伤凤凰不至；于偶或临街之时，愤懑麒麟不识。于是乎，请教乐师极力整饬《雅》《颂》的音乐，依傍鲁国的历史校对姬周《春秋》。究其目的，是想通过例举事实经过的得失成败，得以思辨功过是非的关键所在；谋求通过引证生死存亡的前因后果，达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所以在《春秋》之中，一字褒奖胜过加官进爵，片言贬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谓微言大义而乱臣贼子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尽管睿智深邃并寓意深刻，但文辞过于委婉简短。与孔夫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深谙微言大义的精要，加之熟悉《春秋》内容事件及其因由始终，所以才能够依傍《春秋》，进一步创作了解释经文的“传”这样一种新颖文体。
何为传呢？《广雅》说：传者转也。传包含有转达的意思，是指将经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转化成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语言，借以帮助后人对经书的学习和理解。所以说，《左传》如同圣人经书的翅膀，更是史传文体中的桂冠。
进入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因为史官这一职位依然保留着，所以当秦国合并另外七个国家时，每个国家都还有自己的简牍史册。又因为这一时期的简册，主要记录当时纵横捭阖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所以没有按照年代时令的顺次严格记录。这就是国别体《战国策》的由来。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战争，铲除了赢秦和项羽后，终于建立大汉帝国。汉初，陆贾（约前240-前170年汉初楚国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稽查这段历史，独立完成了《楚汉春秋》。随后，司马谈（公元前约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之父）则是家传的于宫廷内书写史册，而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致力于甄别历代帝王将相的业绩功勋。如果单论《史记》的文本体例，像其中记述的历史人物，若与《尚书•尧典》比较，决不能说个个都是圣贤大德；再说其中的义理文辞，若与孔子《春秋》相较，也不可能篇篇堪称精妙绝伦。显而易见，司马迁是效仿《吕氏春秋》中“纪”的方法方式，将记录帝王的篇籍，统一命名为“本纪”；这样既能提纲挈领，又适合拓展规模。因此在《史记》中，便以“本纪”记述帝王，用“世家”专门书写诸侯，而“列传”描绘投身政权斗争的精英豪骏，其他如“八书”讲解政策制度，而“十表”则罗列年谱官爵。这一切虽然与以往史书显著不同，却把事件时序处理的有条不紊。综合评价《史记》，不难看出有具有记录实事求是，而不隐瞒避讳的优点；并有知识渊博雅正，而且具备了宏论善辩的才能；另外，虽有猎奇探幽的擅长，却又有离经叛道的缺憾；虽然文体层次自有条例，但存在错落失序的不足。对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记论”中有过详细的评价论述。
东汉时期，班固编写的《汉书》，既是继承家业，又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经验，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俨然助其成功已经达到了一半。纵观《汉书》体例，“十志”内容涉及广泛，特别是“序”“赞”气势恢宏。在整体上，文质彬彬，而且儒雅中正，颇具古典经书信史的遗风。至于世间评价《汉书》，既是尊孔崇经的雅正典范，亦有目录条例的拓展创新，但疑其有“遗亲攘美”的不实罪过，以及“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类似这样一些评说观点及其因由问题，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在他的《昌言》（此书亡轶）里，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证说明。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亦不难看出：《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在个别地方上添枝加叶；然而，其弊端在于文字简约不详，尤其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不作详解，令人无从知晓，尤其一时难明。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的详略得当，不但一览无遗，并且方便阅读理解，进而成为了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随之吕后摄政。针对这段历史，《史记》中的《吕后本纪》和《汉书》里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间，从没有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像吕后这样一种特殊境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内，给予表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过这样的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大意：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另外，《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在葵丘齐桓公与诸侯会盟时，就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还有当初在秦国，也曾有过秦昭王因为年幼，以至于宣太后主政的故事。毋庸置疑，西汉吕后政治性专权，事实确凿；对此，无论说成是临时替代还是阶段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说树碑立传了。到了西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或许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也写入史书的本纪之中。这简直就是更加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啊。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之中，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
记载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而不伦不类；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且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准确恰当。他俩的作品应是记录东汉历史的顶级杰作了。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并不是过誉啊。
进入晋代之后，设置了著作郎一职，专门从事史书的编撰。陆机的《晋纪》，虽是书写晋代的开始一段历史，但并不完备；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的《晋纪》，主要书写晋未的一段历史，但却没有结尾。再者，像干宝（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后迁居海宁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的《晋纪》，在裁剪核定上，确实井然有序；孙盛的《晋阳秋》，不仅简明扼要，而又重点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时代的《春秋》，无论经文还是传文，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经典范例，都可以拿来作为这一文章体例的准绳。自《史记》《汉书》之后，固定的范例却没有了。到了东晋时代，从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湖南长沙人）编写《晋纪》开始，又恢复了拟订范例的自我约束，并且开始抛开汉魏史书铺张拓展的宽泛格调，进而取法殷周经典而又干练精微的谨实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僻居长江之南的学者们，已经领会到古典经籍的妙用了。所以，当孙盛（生卒年不详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东晋中期史学家名士官员）着手编史时，便开始先立规矩，则完全是取法邓粲罢了。
毋庸置疑，凡载入史册的作品文籍，必须熟悉诸子百家的体例风格，才有可能不误入歧途。那么其中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贵在揭示了世道兴衰的征兆表象，并成为后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鉴。因此，每一朝代的史书记传，无论其为何等体例，必将与日月一样出没存生；其所彰显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业，都必将与天地一般广大长久。
汉朝立国之初，史官一职，颇显尊荣。在当时诸侯国及其各州郡的主要言行记录文本，都必须定时汇集到中央的太史府。随后，朝廷的史官借此洞察各地方势力的风声动向，并为帝王将相提供适时应变的决策信息。另外，太史官还必须查阅馆藏的文史资料，并校验古代的残椟败简，以求博闻强记，而稽古鉴今。所以说，涉及史书记传的使用文辞和书写内容方面，本来就应该以传承下来的经书典籍为准绳，至于在史书中规劝警戒的深浅程度把握方面，更需要效仿并达到圣人贤达的知识水平。所以说，作为一名太史官员，必须由上述的阅历经验和知识储备之后，才有可能据实记录言行，进而才有可能具备中正评判是非得失的水平能力，从而摒弃并防范虚假不实之词的泛滥成灾。
记载王国家天下的史书，以“记传”来书写人物，以“编年”来陈述事端。其中文笔切忌泛泛而谈，究其内容必须真实确凿。但是，如果随时间距离愈发遥远，其事实真相必定愈发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发繁多，其头尾路径必定愈发容易杂乱纷争。譬如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数人分工不同，如果记录每个人时都将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出现重复累赘；如果局限于某个人一处陈述，又必定有失周全。像这样一种整体与局部或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处，既是史书如何处理的难点和关键吧。东汉张衡曾经指出，在《史记》《汉书》中都存在不少差错过失，而晋代的傅玄也曾批评《东观汉记》中存在累赘烦琐的不足，其实都是上述关键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在史书古籍之中，为什么存在“年代越久、伪学越多”的问题呢？像《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就说过：“传闻异辞。”（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同样，在《荀子·非相》中则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关键信息，传闻越久越简单，越近越详细。）据此，亦不难断定：史书若能够成为信史，其关键就在于宁缺毋滥。然而，世俗习惯追波逐流，而人性时常喜新厌旧，尤其一旦出现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通常趋之若鹜，没有多少人会去三思而后行。因此，凡传闻广泛的事情，必定流传越久越广越稀奇古怪；凡记录遥远的东西，必定记录越细越多越莫名其妙。于是，随着时间延长，所谓造假伪书，就是因为人们一般热衷推陈出新，尤其渴望标新立异，所以经常剔除以往史书中公认的事实，反而专门将其间颇多争议问题，给予穿凿附会，并且夸大其词。究其目的，不过就是追求和满足于别的书本没有，而唯我独尊罢了。如此心态和讹传，以至于以讹传讹，最终各种各样谬误以至于泛滥成灾的著书立说的不良风气，不仅是文艺大厦的蛀虫蠹瘤，更是文化事业的奸雄公敌。
毋庸讳言，即便就是实时记录或同时记载的文史典籍，为何也会出现虚假不实的问题呢？只需举例说明，即刻昭然若揭吧。在《公羊传·定公元年》中，针对孔夫子修订《春秋》时涉及到同时代健在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辞。”（大致本意：对鲁定公和鲁哀公的过错不明说啊。）的缺陷；这既是所谓“背景环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时候，针对一些人情世故或说环境利害，所必须要有的理解和尊重啊。然而，关于现实生活中，针对一些尚且权势声望俱在的人物或事件，在如何把握记录尺度上，其实如同民情世俗常态一样：一是习惯嫌贫乐福，热衷攀龙附凤，对于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废物一个，也要极力点睛抹彩；二是习惯轻蔑穷困潦倒的人们，热心唾弃失败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艺双馨而且人格品质异常纯洁高尚者，都依然难逃被嘲弄、被奚落甚至被谩骂、被侮辱的人间遭遇。亘古至今，阴阳互怼，季节冷暖；品德优劣，人性善变。这一切原本就是自认而然，应属于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吧。所以，实时记录、同步记载之所以存在敷衍趋势，甚至还有明显歪曲事实的问题，与其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毋宁讲一开始便带上了有色眼镜吧。
由上可见，凡记载与事实，时间越久必定虚假不实越多，而时间越近也并非越发真实，反而同样存在歪曲和谬误的问题。据实而论，在书写史书中，真正做到了义理中正、剖析周全的应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贤避讳、微言大义的才是孔夫子。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才会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赞誉。史传体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坚守的是惩恶扬善，而良史之才，贵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恶如仇。如同农民稼穑，任何时候见到莠草必定铲除殆尽。唯有如此，才是千秋万代始终不会改变的规则准绳。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繁简适当的方法，再者如何掌握区别真假虚实的要领，还有如何很快理清千头万绪的技巧，以及如何找准辨别是非对错的依据等，像诸多此类的问题，只要真正明确了史传的大纲提要，都会迎刃而解。
纵横比对可知：为一个时代著述立传的史家使命，如同观瞻临摹肖像，一旦传播四面八方或流传万代千秋后，其究竟属于似是而非还是惟妙惟肖，则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见，并且一定是互有短长。但是，纵观秉文弄章之功勋，横看舞文弄墨之作为，都不会像著述史传一样，尽管殚精竭虑而功高盖世，但却难免顾此失彼，更无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马迁和班固，虽然已经属于精通史学的天才大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难免遭遇后人的批评谴责。因此，载史立传，如果不谨小慎微，反而任性胡作非为，无论是作品还是作家的身家性命，都必定危机四伏啊。
总而言之：载入史册起轩辕，编年叙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轮转，人子生死如灭灯；成王败寇任由天，褒贬善恶留人间。义正辞严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间兴亡多少事，是非功过一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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