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座谈会争锋
寒冬腊月，燕京城内树木凋零，不见一丝绿色，赶上今天是个北风天，天色阴沉，万物萧瑟。
陶玉书考完试放假了，不用去学校，林朝阳蹬着她的自行车往城里赶，北风一刮，透心凉，他心里不禁怨声载道。
骑了快一个小时，鼻子都快冻掉了，林朝阳终于来到了今天座谈会举办的地点，燕京市文联大楼，这里也是《燕京文艺》编辑部的办公地。
跟章德宁、周燕如、李轻泉等人打了个招呼，暖和了一会儿，他便被带到了三楼会议室。
进门一瞧，人真不少，比林朝阳想象的还多。
李轻泉领着林朝阳跟这帮人打招呼，基本涵盖了作家、评论家、编辑这些领域，其中有不少人还与林朝阳有直接、间接的关联。
比如《文艺报》的阎刚，他不仅是编辑，同时也是知名的评论家。他曾为《牧马人》写过评论，《小鞋子》发表的第三個月，他也曾在《燕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燕京京剧团的汪曾琪，两人之前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见过面。他的《骑兵列传》两三个月前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也算是正式回归了文坛，今天他是受李轻泉邀请来的；
还有一个熟人是人文社的李曙光，《小鞋子》的单行本出版就是他负责的。
今天的座谈会来了十多位嘉宾，都是在燕京文学界颇具影响力和地位的人物，由此可见，《燕京文艺》为了这次座谈会确实没少花心思。
与众人打过了招呼后，趁着座谈会还没开始，大家互相闲聊着。
等到快九点，大家见时间差不多了，声音自觉的低了下去。
座谈会由李轻泉这个《燕京文艺》负责人主持，林朝阳坐在他的旁边。
会议室北侧墙面的正上方挂着横幅：中篇《小鞋子》文学座谈会，会议室中间的长桌上摆着每个人的铭牌和茶杯，一圈文学界人士听着李轻泉致辞。
李轻泉讲完话之后，便是在座人表现的时间。
首先发言的是阎刚，他先客套了两句，然后才开始了跟大家的交流。
“我记得《小鞋子》这部应该是我花了两个晚上读完的，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最打动的的是它的精神内核——独属于孩子的童真、善良和坚韧。
以前我看朝阳同志的《牧马人》，许灵均这个人物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放在一般作品里，这种心理描写通常是比较枯燥的，但朝阳同志当时处理的很好。
到了《小鞋子》这里，他发挥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强项，巧妙的运用了内心独白和心理描写，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感，也感受到小狗子和妹妹在逆境中的互助与成长。
让他们兄妹面对贫困生活的纯真笑容与坚毅眼神一下子跃然纸上，这无疑增强了故事的情感共鸣，也让小狗子与妹妹的形象更加鲜活。
其次是当中对社会环境与人物关系的刻画，故事当中山村的贫穷、拥挤、邻里间的互助与竞争，构建出一个立体的社会生态。
同时，父母、老师、邻居等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与主角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使得故事的社会背景更为饱满……”
因为流程的原因，所以座谈会的交流多少显得刻板。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的座谈会跟后世比已经好很多了，至少大家不是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花花轿子众人抬的吹捧一番就结束。
阎刚前面夸了《小鞋子》好长一段，然后话锋转过来，便提到了他觉得当中一些欠缺的地方。
“不过我认为在结构布局上还是有些松散，可能是整体基调的原因，矛盾冲突的设置不够激烈。
以至于在处理人物支线上略显仓促和生硬，与主线剧情的逻辑联系没有做到丝丝入扣，这种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紧凑感，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少了些吸引力。”
阎刚的评价有褒有贬，态度客观，让在场众人不自觉的点头认同。
林朝阳听完他的发言，内心也有些触动，《小鞋子》是根据后世伊朗同名电影改编而来的，原著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温情的故事，所以在剧情的紧凑度和调动读者情绪这方面确实没有那么好。
这也是这一类故事通常都会有的短板，尤其是相较于近两年那种肆意宣泄的伤痕文学来说，《小鞋子》这个短板就更明显了。
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小鞋子》的清新隽永和温暖治愈虽然没有办法调动读者那种歇斯底里的强烈情绪，但却能够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打动人心，而这种触动往往要更加持久和令人难忘。
轮到汪曾琪发言的时候，他也说到了这一点。
“这两年，文学界多了描写反y的，其中很多作品影响都很大，比如《伤痕》《班主任》《牧马人》。
我也偶尔尝试写写这方面的事，可写完之后却发现，里既没有大苦，也没有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嗡嗡嗡的时候受的迫害、吃的苦太少了，怎么别人一写起来都是苦水里跑出来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到我这里就不行了呢？
后来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个人观念有关系。
我是觉得那么多年了，大家吃的苦、受的罪已经不少了，现在好不容易过得自在一点，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把那些陈年老账翻腾出来，弄得大家心里憋屈难受。
清泉同志邀请我来参加座谈会，那我就说几句真心话。
《小鞋子》这部，好就好在它的真、善、美。
在困境中坚守善良、积极向上，这对于培养青少年读者的同理心、责任感以及面对困难的坚韧精神具有深远影响。
中所描绘的兄妹情深、诚实守信、尊重他人这些都是美德，是我们应该珍视和发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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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认可朝阳同志的这种创作观念和创作主旨，《小鞋子》这种类型的作品恰好是现阶段我们中国文坛最欠缺的文学作品。”
汪曾琪在中国文坛是个很独特的存在，他早早活跃于文坛，但真正蜚声文坛、名声大振却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的花甲之年。
他以和散文见长，《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广受读者欢迎。
他的作品不追求苦心经营，也不追求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总是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充满了率真、美好、乐观、不为外物所累的洒脱和通达。
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风格也饱受当代文坛诟病。
“美化生活”“虚化苦楚”“渲染真情”“避实就虚”一个个标签被文学界和批评界那些自诩深刻的人物贴到汪曾琪的身上。
在这些人看来，汪曾琪的思想和他的审美观念既庸俗又媚俗，毫无文学创作者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所以《小鞋子》这种以朴素、美好为根基的作品深得他的喜爱也不奇怪，这也是他答应李轻泉来参加座谈会的原因。
汪曾琪夸赞《小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的话却有意无意之间让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了不快。
这两年伤痕文学的流行是文坛大势，代表的不仅是文学界，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呼声。
汪曾琪的发言刚结束，立刻就有人针对他的话提出了不同意见。
“《小鞋子》这部固然好，但我们不能把它的受欢迎简单的归列到对真、善、美的歌颂。
我认为当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对于社会整体环境和风貌的刻画细致入微。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真善美，更能看到人性当中的复杂和人际关系的微妙。
故事背后所影射的城乡差距和教育不公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如果单纯以歌颂真善美为导向，那么它是无法承载文学本身赋予它的力量和厚度的。”
发言的这位是燕京文协的中年作家郑志远，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发言内容也称得上是有见解，但显然针对性太强了。
因着两人前后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座谈会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凭心而论，林朝阳其实很欣赏汪曾琪的观点。
文学的源头是文字，是记录，从来也没有人赋予它什么高大上的含义和历史使命。
汪曾琪和郑志远的观点一反一正，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林朝阳有着后世人的视角，总觉得文学如果过于强调深刻、批判，强调文学性、思想性，那无异于是将自己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文学一旦走上追求深刻和批判的道路，很容易就会与下里巴人产生距离，从而缺少环境和土壤，到最后只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自取灭亡。
汪曾琪的观点虽然不够全面，但至少是贴近生活的。
文学，只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才有光明的未来。
会议室内的气氛因为紧张而变得冷清起来，这个时候林朝阳突然发出了一阵轻笑，他的笑声顿时惹来了大家关注的眼神。
“朝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李轻泉看着他的举动，知道他必然是有话要说，便给他递了句话。
“老汪同志和老郑同志讲的都有些道理，我不是笑你们的发言，而是想到了前几天与吴祖缃先生的交流。”
众人听到吴祖缃的名字，众人脸上均露出慎重的好奇之色。
作为中国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位作家，近些年吴祖缃虽然已经搁笔，但影响力仍旧不容小觑，更何况他在学界的地位比在创作上的成就还要高了不少。
“当时我们聊起了老舍，大家都知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先生的主要创作精力就放在了戏剧创作上，15年时间他创作出了23部剧本，其中不乏《茶馆》《龙须沟》这样的传世之作。
其实以我个人来说，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是有些惋惜的，因为我认为他在创作上的才能要远远大于戏剧。
可当时吴先生的一番话却让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仰。
他说，老舍先生之所以选择戏剧这个领域，是因为他的爱国情怀。老舍先生认为以当时大部分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阅读是存在障碍的，但如果是看戏就没有这个障碍了。
老舍先生写《龙须沟》，他写旧社会对于百姓的戕害，也写新中国带来的改变。他写《茶馆》，写大社会，也写小人物。
文学最大的妙处就在于它不仅在读者的心中是千首百面，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同样如此。
回到二位刚才所说的话，大家对于文学的用处各有见解，但我们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文学大有用处。
至于如何用，还得看各人的本事。
不过我想说的是，以老舍的才能和成就，尚且知道在创作上做出妥协，谁又敢自傲是‘人民教师爷’呢？”
林朝阳的话说完，众人面露思索。
他的话看似和稀泥，但在最后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那就是——
任何人也不能以文学的名义高高在上的对人民群众指指点点。
林朝阳用柔和的态度缓和了汪曾琪和郑志远两人的观点碰撞，但同时又柔中带刚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是颇有见地，在场众人看向他的目光中不由得带着了几分审慎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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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这一类故事通常都会有的短板，尤其是相较于近两年那种肆意宣泄的伤痕文学来说，《小鞋子》这个短板就更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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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鞋子》这种以朴素、美好为根基的作品深得他的喜爱也不奇怪，这也是他答应李轻泉来参加座谈会的原因。
汪曾琪夸赞《小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的话却有意无意之间让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了不快。
这两年伤痕文学的流行是文坛大势，代表的不仅是文学界，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呼声。
汪曾琪的发言刚结束，立刻就有人针对他的话提出了不同意见。
“《小鞋子》这部固然好，但我们不能把它的受欢迎简单的归列到对真、善、美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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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后所影射的城乡差距和教育不公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如果单纯以歌颂真善美为导向，那么它是无法承载文学本身赋予它的力量和厚度的。”
发言的这位是燕京文协的中年作家郑志远，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发言内容也称得上是有见解，但显然针对性太强了。
因着两人前后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座谈会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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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源头是文字，是记录，从来也没有人赋予它什么高大上的含义和历史使命。
汪曾琪和郑志远的观点一反一正，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林朝阳有着后世人的视角，总觉得文学如果过于强调深刻、批判，强调文学性、思想性，那无异于是将自己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文学一旦走上追求深刻和批判的道路，很容易就会与下里巴人产生距离，从而缺少环境和土壤，到最后只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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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我个人来说，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是有些惋惜的，因为我认为他在创作上的才能要远远大于戏剧。
可当时吴先生的一番话却让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仰。
他说，老舍先生之所以选择戏剧这个领域，是因为他的爱国情怀。老舍先生认为以当时大部分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阅读是存在障碍的，但如果是看戏就没有这个障碍了。
老舍先生写《龙须沟》，他写旧社会对于百姓的戕害，也写新中国带来的改变。他写《茶馆》，写大社会，也写小人物。
文学最大的妙处就在于它不仅在读者的心中是千首百面，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同样如此。
回到二位刚才所说的话，大家对于文学的用处各有见解，但我们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文学大有用处。
至于如何用，还得看各人的本事。
不过我想说的是，以老舍的才能和成就，尚且知道在创作上做出妥协，谁又敢自傲是‘人民教师爷’呢？”
林朝阳的话说完，众人面露思索。
他的话看似和稀泥，但在最后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那就是——
任何人也不能以文学的名义高高在上的对人民群众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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