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
刘海明和吕秀春是一对知识青年夫妻。刘海明是县城街上的知识青年，临下乡前，有亲戚给他提亲，说的是邻县街上的知识青年，和刘海明同是高中六六届生，人长得俊俏，性格又贤惠。两人见了面，彼此都很满意。两家的大人，尤其满意，并且觉得，两个孩子搭伙过日子，也更叫人放心。既然是插队落户，成了亲才是真正的落户。县城的生活和农村的，区别其实不大，每一户人家都有亲戚在乡里，乡里呢，也有一些亲戚在县城。他们认为，在哪里都有会过日子和不会过日子的人，会过日子的人在哪里都能过得好！所以，就并不顾虑在农村安家这件事，相反，还对在农村的生活有着种种认真的设想和准备。刘海明在下乡前就结了婚，对象名叫吕秀春。
每个知识青年都有一笔安家费，加上零点三立方的木料，他们俩合起来就挺可观，各人家中再帮助一点，于是，就盖起了两间小屋，还是半砖的。地点在家后，坝子底下。虽然有些孤，可不远处就是小学校，有上课下课的铃声，还有早晨升国旗的国歌、小学生的读书声，就不显得多么冷清了。
生产队呢，虽然是不怎么欢迎知识青年的，因为占了他们的粮草地亩，但见这对青年是认真来过日子的，也还是欢喜的。因为这里包含着一种，对他们世世代代的乡里日子的尊重和肯定。他们很慷慨地批给这对新人宅基地、自留地，将安家费交付他们自己支配。而不是像对其他那些知识青年一样，将旧屋折成安家费和木料给他们，自留地则以提供瓜菜的方式抵掉了。其他那些青年，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像刘海明那样，每一件事情都要和队里计算明白，对自己的利益非常保护。逢到这种时候，队里一方面觉得他不好对付，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个真正扎下根来谋生计的人。他们一半佩服一半讽刺地说，要是在旧社会，刘海明准能成个地主。
刘海明如不是十分的清秀，就要显得厉害了。他皮肤很白皙，眉眼有些像姑娘，身条儿细长而匀称，衣着相当整洁，态度斯文。但他的样子，却更像一个标致的农民，而不太像城里的学生，这是因为他有一种退缩，同时又警觉的表情，这表情来自狭隘的、关闭的心理状态。他心思很细，打算很多，又都是埋在肚里，平时和人说话交道，也是颇随和大方的，但一有了事，他的心思就全显了出来。
他的对象吕秀春却是另一种类型。她果然是如那介绍人说的，俊俏又贤惠。她是那种天生的黑皮肤，要是在城里，就会被人称作“黑里俏”。她的眼睛本是大而圆的，很深的双眼皮，笑起来却变弯了。但一点不媚人，而是特别的心善的那种。她的脸型略有些见方，但轮廓是柔和的，看上去就很大气。气色又总是很好，黑亮亮的。头发黑漆漆地剪到耳下多一点的地方，挑个偏路，发多的一边夹一个花塑料卡子，是有些乡气，却是好看的乡气。她又说着那个邻县的口音，在自我为中心的本乡人心目里，外乡总是偏远的，所以更觉得她是乡气的。那种口音是将“哎”的音发成“哎”和“啊”之间的那个音，口型张得很大，舌根却向上顶着，“嗳”“嗳”的，人们就叫它“癞子腔”，也叫“侉腔”，乡俗里是有些成见的。就有小孩子学她说话，她并不生气，只是有些腼腆，笑着，轻声骂一句。她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媳妇，队里人称呼她，也像称呼庄上那些外嫁来的媳妇一样，姓前边冠以“小”字，叫她小吕。
这两个人，一个是精明，一个是老实，在乡里人的吃苦上又加上了街上人的高要求，所以日子过得就很有样子。方才说过，乡里的生活与街上的，差别本来不大，挑水，烧锅，这些为一般知识青年视作畏途的劳动，在他们则得心应手。还有喂猪喂鸡，也是有经验的。他们的猪圈还特别干净，灶台也特别干净。屋里铺了水泥，扫得像镜面一样。屋前的一块地，虽是泥地，也扫得镜面似的。案板、矮凳、条案，都是新打的，没上漆，散发出木头的清香。有一些家什是从街上的家中带了的，不是乡里人家中可见得到的，但也不是奢侈，而是极其的实用。比如一口带纱门的小橱，放着碗勺、筷子、碱面、火柴，和剩菜。还有铝锅，也是乡里没有的，带着街上生活的气息。总之，他们这个家，你要走进去，真是觉得称心称手。小吕呢，又特别地和人亲，见人来就让人坐，忙着烧茶。刘海明是爷们，自然矜持些，脸上带着笑容，也是欢迎来人的意思。能看出，他们俩都很为这个家感到满意，期待别人的夸奖和羡慕。
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孩，一个男孩。脸模子、眉眼、皮肤，都像极小吕，但很微妙的，脸面这一块，却像刘海明，面薄。而更奇妙的，这两项合起来，反倒谁也不像了。他既不是小吕那样老实温柔，也不是刘海明的玲珑剔透，而是有些深不可测，很神秘，谁也看不出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孩子，小吕变得更温柔，而且甜蜜，看着婴儿在她怀里，脸颊一鼓一鼓地咂奶，她脸颊上的笑靥也一隐一显，渐渐地就入了神。现在，她基本不下地了，婴儿成天在她怀里，队里也格外对她宽容。因是知识青年，也因为小吕的人性实在绵善，拉不下那个脸说她。婴儿就养得很娇，一刻离不开妈。在后来的煎熬的日子里，母子俩都因此受了大苦。
这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生活平静安乐地过去，甚至称得上是幸福。无论是婚姻，还是插队的日子，都是新鲜的，开头不久的，还有些未深谙的乐趣。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有点把他们家当作自己的家，没事时来坐坐，聊聊天。他们的插队生活，是飘零的孤苦的生活，他们的样子也很落拓，衣服是脏和破的，头发是多日不剪的，脸色是黯然、凄惶的，对待人和事是放浪和玩世的。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拘束，说话口无遮拦，喝酒也无遮拦。他们看上去，就是这种没有着落的样子。然而，也是事无定局。他们的将来未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是个未知数。刘海明的，却已经在了眼前。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大都是述说苦闷。这些苦闷无疑是出自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而刘海明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的苦闷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刘海明生活的无望。刘海明也知道，他们虽然到他的家里来坐、来玩、来吃，享受着一时的安乐，但要他们用苦闷来换这安乐，他们也是不干的。刘海明听着他们发牢骚、骂娘，不时也应和几句，心里其实是比他们更苦闷的。他们的处境是简单的，而自己则相当复杂，奋斗也更曲折了。
当这下乡之后第一次招工的消息传来，所有的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就都待不住了。他们往公社、县城，甚至地区跑着，探听着消息。或者是知青点和知青点之间互相跑着，交流着消息。有时只是盲目地奔走，重复着仅有的一点消息。这虽然只是一次招工，但它给知识青年们指示了一个前景，他们想，他们终还是有出路的。在人们这样四处跑着的时候，刘海明很镇定地出工、收工，照常生活。乡人们说，刘海明不用跑，跑了也白跑。人们都知道，招工条例有一则，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不在招工范围内。刘海明听了这话，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不能不有感触的。他虽然结婚生子，但他到底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着城里生活的出身和阅历，为什么他就应该就此决定命运，做一个农民？
然而，他是一个心计比较深的人，结婚生子的经验也使他增添了世故。由于是有家庭的人，他就要比一般知识青年更深入农民的生活，因此也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事后很久，人们才会想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是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而这一切，也决不会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在小吕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成。其实，很难想象，夫妻之间能够完全背着对方做些什么，尤其是这样一对称得上恩爱的年轻的夫妻。所以，事实上，很可能，这计划是得到小吕的首肯，只是后来苦得熬不住了，小吕便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刘海明身上。这样想来，刘海明实在也是很苦的。
刘海明的心思，不久便初露端倪，那是在张主任奶奶的丧事上。
张主任是公社的主任，家在大刘庄上，他女人又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张主任是个很能干的主任，并且很记乡情，总是不忘为本庄谋些利益。当然，其中不乏呈能和显摆的心理。因他还是个气盛的人，特别爱听奉承话，爱别人拥戴他。但他决不是白受的，他一定记在心里，一旦有了机会，便加倍地报答。所以，他又是讲义气的。像他这样的人，朋友就很多，社会关系相当广泛。他奶奶办丧事，送花圈送丧帐的人络绎不绝，通往大刘庄的土路上，成天都是自行车的铃铛声，车轱辘碾过土坷垃，哐啷啷地响。花圈堆在他家那三间两进的院门前，白花花的一片。丧帐是挂在丧棚里面，层层叠叠，三道幕，四道幕似的。张主任家所在的生产队，歇下工来帮着办事，还正是麦收的时节。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个打头的，叫钱涛，蚌埠人，高中生。年长些，又是那类领袖型的，虽然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是散在各生产队，但他有意无意地，还是担任起召集人的角色。代表大家去和队里交涉一些什么，或者将知识青年聚集起来搞点什么活动。这时候，他就来串联知识青年了。
其时，知识青年都像飞倦的鸟儿，歇下枝来。他们无一不是碰了壁的。招工的消息听听有一大片，待去证实，却还是那么一点。他们在外边奔波，其实都是在忙事情末梢上的过节，什么单位在招工啊，有多少名额啊，公社招工由谁负责啊，县里又由谁负责啊，等等。而事情却是要从根子上起来的，这根子就是，首先要由生产队、大队推荐。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无用。这时候，一个个都恹恹的，事情还没着手一点点，已经丧失了信心。一日近一日的招工，反变得渺茫起来。就在这时候，钱涛又把大家召拢了。分在六七个生产队里的知识青年，总共有十个，加上刘海明和小吕，就有十二个。钱涛并没有将刘海明和小吕排除在知识青年之外，而是把他们一同招呼了。这就是钱涛有威信的道理，他周到，既通政策，也通人情。
钱涛召集大家商量什么呢？商量的是大家一同向张主任家的丧事表示点意思。他建议十一个人合送一个花圈，为什么是十一个人，那是因为刘海明和小吕算一人份，他俩是一家嘛！大家都很赞成，同时也很感激钱涛，倘若不是他及时的提议，他们将多么失礼，这会给张主任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而现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竟都振作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应当行动起来了。这件事情虽然谈不上对招工有什么直接的益处，因是大家共同参加，而他们在招工中是处在竞争的关系。但是这个切实的行动却把他们从消沉中拯救出来，并且感受到同舟共济的情感。他们又忙碌起来，派几个人去县城购买花圈，再算账，派份子，写挽联，拟悼词，最后一同抬了花圈，献到张主任奶奶的灵堂前。
他们这一群人有些浩浩荡荡的，神色且十分**，进到了灵堂。灵堂里点了两盏油灯，被这许多人呼啦啦一挡，顿时暗了一暗，火头也摇曳起来。他们在钱涛带领下，给老太太鞠了三鞠躬，弯下腰来，黑压压的一片。鞠完躬，就念悼词。张主任正在灵堂后边的屋里陪人喝酒，这时走出来，亲自点了一盏玻璃罩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场小型的追悼仪式。知识青年的悼念使张主任很受感动，第二天，他的大女儿，一名回乡知识青年，便到钱涛的住处，代表张主任，邀请全体知识青年前去赴丧宴。张主任就是这样一个豪侠的人。
张主任的大女儿受命前去邀请，按礼节客套了一番，却是以她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她受过中等教育，人相当聪明，也很清高，对知识青年们的造访，她心下并不以为然，还觉得很有些造作，那悼词也写得不伦不类，当时就觉得好笑，现在说的是感谢话，却是反讽的口气。说，你们何必呢？我老太太又不认得你们，一辈子锅台下转，她的死怎么能重如泰山？诸如此类的话，还又特别提到刘海明，说本来意思一下就行了，他却送双份，前天送了一段帐子，昨天又凑你们的份子送花圈。
钱涛听了这话，并不说什么。然后就到了这天，到张主任家赴宴。张主任在里屋陪公社的几个书记坐席，没出面，只是嘱大女儿向大家劝酒上菜。酒席笼罩在融洽，甚至于有些缠绵的气氛之中。大队里的知识青年因为分散各队，平时关系都比较疏离，此时，这一件集体活动将他们联接起来，又都是受了挫折的当口。于是，心里就生出了些夸张了的友情。他们挤挤挨挨地围了一张案板坐着，互相谦让，照应着吃菜吃酒。几杯酒下了肚，心情更加软和，他们彼此间几乎是温柔的了。就在这温情脉脉的时分，钱涛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卷毛票，放到刘海明面前的桌上，说：你已经送了帐子，花圈就不要凑份子了。刘海明的脸唰的红了，人们都停了筷子，看着他，眼睛里的光陡地冷静下来。温情脉脉的面纱落了下来，他们看见了现实。现实是，他们被人甩了，并且是在这样举足轻重的时刻。
刘海明张了几张嘴，脸上的红又退了。他将那卷毛票从面前推开，说：花圈是花圈，帐子是帐子，我和小吕在这里安家，做了大队的社员，受照应很多，要比大家多一层关系。他说得很坦然，钱涛反倒说不出话了。人们也都疑惑起来，犹豫着要不要接受刘海明的解释。刘海明已经镇定下来，继续喝酒吃菜。几个年龄小头脑又简单的便以为没事情了，也跟着动起了筷子。他们都有些惋惜地，想要挽回方才的气氛，于是就劝钱涛喝酒。钱涛推开酒盅，却点了一支烟，闷下头吸着烟。这样，刘海明也只得放下了筷子，他也不想存心气钱涛。两人沉闷了一会，刘海明说：兄弟你别怪我，在这里，我最大，是个有家庭的人了，处世为人都要比你们上点心，不曾想得罪了兄弟你。钱涛就说：这叫什么？就叫人有千虑，必有一失。刘海明就笑了：我还怕有一失吗？我都失了几失了，还能再失什么？钱涛也一笑：还能失去锁链呀！不是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这话一说，大家都笑了，觉得这话特别幽默。气氛又变得好起来，一股蒙在鼓里的，混混沌沌的快乐，弥漫了开来。
他们两人话里有话地交谈了一番，好像彼此都表明了心迹，也下了决心。他们松了口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现在，招工的事情具体化了，就是一桩，生产队推荐。生产队把自己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推荐了上去。谁也不想和知识青年过不去。再说，这一回不推荐，下一回也要推荐，终是要推荐走的。留下他们干什么？又不会生出粮草田亩来，要生，也只能生儿子，生吃口。大刘庄原本就人多地少了。这一来，就将难办的事推给了大队，因大队只有四个推荐名额，这是按照百分之四十的招工比例。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有十名，当然不算刘海明和小吕，他们是已婚的青年，不在招工之例。这四张推荐表给谁呢？谁都是这么巴巴地望着大队书记的脸，没事就到他家堂屋里坐着。开始互相间还有些避讳，到后来避也避不开了，就一并在他家屋里坐了一片，有些火并的意思。书记他不能热了谁，也不能冷了谁，干脆谁也不搭理，闷头喝稀饭。心里是有些难过的，好像，手心手背都是肉似的。事情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谁也顾不了谁了，反正是八仙过海，各凭各的本事。当然，谁也就不会注意到刘海明了。他好像是在上次送帐子的事情上接受了很大的教训，他就有些故意地远着知识青年，也远着大队里的干部。所以，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似的。小吕呢，好像也看不见了，可能是抱了孩子回了县城的老婆婆家了。倘若要留点心，就会发现，家后他们那两间小屋常常上了锁，冷清得很。
过后，人们凭怎么回想，也想不出刘海明是怎样把这桩事做成的。事情有多少个关隘啊！又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而他竟在人不知、鬼不晓之中，一步一步做成了。像那些知识青年，闹出了多少动静。这就是刘海明的能耐了，他沉得住气。再仔细想想，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的。就说小吕抱了孩子回婆家这一条吧，就不那么简单。其实这时他们两口子已经在为退还大队安家物质做准备了。同时，小吕日后推说不知情也有了不在场证明。还有，百分之四十，这推荐比例也是一个可乘之机。十个人的百分之四十是四个，那么十二个人呢？经过四舍五入，就可能是五个了。倘若将刘海明和小吕也算进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不就是十二个人吗？所以，大刘大队很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有五张推荐表，而不是四张。那么，第五张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有第五张推荐表，所有的纷争、较劲，都是围绕着四张推荐表展开。再一个问题，这第五张推荐表是受了谁的启发去争取来的？大队书记是不会想到百分比的机巧，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有着务实的头脑，他凭着勤劳肯干，还有大姓旺族的背景，当上了干部。他有世故，甚至不乏狡黠，百分比的机巧却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的心智。但是，假如有人向他提醒，多走一个知识青年可多让出一个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倘若这个知识青年又不是一般的单身的青年，却是拖家带口，那么，让出的就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甚至更多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况且，多推荐一个知识青年，还会证明大队教育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得好。他虽然只是个农民，可毕竟是个老党员，多年的支部书记，政绩他是重视的。他虽然在仕途上没什么野心，可他知道工作做得好，就和上面好交道。麦种啊，化肥啊，拖拉机啊，返销粮啊，上缴公粮估产啊，都是要交道的。所以，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建议，然后他可以向上面报十二个知识青年的数字，他只需要做个小小的手脚，连手脚都算不上，只是个隐瞒，隐瞒知识青年的婚姻状况。他还可以夸奖一番他的知识青年，说他们如何受到乡人们的好评。作为对建议人的感谢，他会将这个多得的名额赠送给他，因为此人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最符合上述的最大限度节约的原则。这个人是谁？不用说也知道，就是刘海明。
所以，这一次招工中，大刘大队走的是五个知识青年，而不是预期中的四个。五个知识青年，三个蚌埠的，回了蚌埠，钱涛也在其中。另两个县城的，一个到了手管局，再一个，也就是刘海明，去了淮北煤矿。他走了一段日子以后，人们才知道他去了淮北。其实这也是小吕给闹出来的。是小吕熬不下去了，才给闹了出来。别人不知道也还可能，知识青年竟然也不知情，就奇怪了。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他们知道的不会比实际情况少，只会多，多出来的那部分就是谣言。而在刘海明的问题上，他们竟然变得如此闭塞。这也叫人想到，刘海明和知识青年，尤其和钱涛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默契。在大刘庄的知识青年中，能与刘海明交手的，只有钱涛，他们很可能订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条约也是建立在那个百分比的基础上的。刘海明保证决不占用众知识青年的名额，他自己解决名额的来源。这至少是没有对钱涛不利，并且也消除了刘海明对钱涛的威胁。倘若，刘海明硬要挤进四个名额中来，钱涛就多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分量他是知道的。送帐子的事情，对于钱涛也是一个教训。所以，他当然也是愿意大刘大队多一个名额。要保证这个名额进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缄口不提。不提是不提，看法还是有的，并且积蓄起来，等日后事成定局，再慢慢地泄露出来。因此，当小吕来大队闹起来的时候，人们对刘海明就已经怀了成见，他成了一个阴险的人。
刘海明走了以后，他的两间小屋归了大队，自留地则归了生产队。屋子里面的家什、锅碗，还是小吕的，暂存于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也算是借给她们使用。小吕一直没有露面。年底分粮时，是她小叔子，也就是刘海明的弟弟，带了钱将她那份口粮提走的，同时还拉走了她的一部分东西。有人进县城买返销粮，遇见过小吕，说她还是住老婆婆家，就在县粮站附近。遇见的人回来说，小吕瘦了些，却白了，孩子呢，也大了，还是抱在小吕手上。小吕一手抱孩子，一手挎个大篮子，里头装满了衣服，要去分洪闸下洗衣服。那人说，看人家街上人，多少衣裳！人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可不料，小吕又回大刘庄来了。
小吕再回到大刘庄，形容可就大变了。她是像遇见她的人说的，瘦了，白了。但她这样天生的油黑皮肤，一旦白起来，却不是什么好事。她的脸上就像长了白瘢似的，深一块，浅一块，皮色又很枯。两个大眼睛显得更大了，眼梢挂了下来，里面全都是委屈和怨恨，失神地看着人。那张嘴本来略宽一些，笑起来才是好看的，但这时候是笑不出来了，就显得格外的苦相和命薄。孩子呢，确是长高了有半头，那双极像他母亲的大眼，此时也像他母亲一样，眼梢挂了下来。嘴也是，要哭又忍住的样子。而人们一看见他，就又想起了他的父亲。他的薄面里头也生出了他父亲的退缩和窥伺的表情。他们母子空着手来到大刘庄，身上穿的都是原先的衣裳，洗得更旧了。走到大队书记家，就向他要人，要刘海明。
像小吕这样生性温柔的人，吵起来也不过是哀哀地哭。将孩子搂在怀里，垂着头，头发遮住了脸。头发还是乌油油的，还没熬焦了，只不过别着的花卡子换了铁的，就少了些俊俏。大队书记家里的陪着她落了一阵眼泪，留了饭，然后，大队书记便带她来到寄放她东西的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在屋子另一头安了一张凉床，母子二人便算是住下了。
小吕虽然也是个插队青年，但因为是有个家，过的是正经日子，又是刘海明当家，事无巨细，都是他操心。所以，她其实是有些娇的。像知识青年这样带着“混”的日子，她是过不来的。当晚，睡在知识青年那间又放床又烧锅的屋里，守着那堆从她和刘海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的东西，灯是个墨水瓶，点一根芯，扣在墙上，满地的黑影。她搂着孩子，又是哭了一夜。早起也没烧锅，因为没粮食，粮食已叫她小叔子领走了。那两个女学生也是不烧锅的，冷水洗了脸，再咬块冷馍，就下地了。小吕想烧点热水给自己和孩子洗洗脸，洗洗手，又不敢动人家的烧草，她的草也叫小叔子领走了。她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就又抱着孩子上大队书记家了。
这样，在大队书记家吃了两天，书记家里的就要小吕领她进城，到刘海明家里拿东西。小吕却死活不去，又是哀哀地哭，又气又怕的样子。没法子，书记家里的就自己去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让小吕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也跟着，拉了一架平车，好放东西。到了她老婆婆家，才晓得事情的棘手。小吕在这里住不下去，说到底就是为粮食烧草的事。刘海明家兄弟姐妹很多，除刘海明，还有一个下放的，一个待业的，几个上学的，都是吃口。虽然有粮本，可不还要拿钱去换？刘海明在学徒期，一个月加上下矿补贴，有三十来块钱，听起来不少，可是下矿的人会吃，吃剩下来，不过几块钱。这几块钱，老婆婆算计着买粮买煤，小吕算计给孩子添衣服，买零嘴，不是她男人挣的钱吗？她的粮草不是都已经给她小叔子拉来了吗？矛盾就这样起来了。老婆婆先是有话，然后小叔子、小姑子一起挤兑。小吕母子俩凄凄惶惶跑来大刘庄的前天夜里，是个雷雨天，母子俩睡一张铁架床，冷不防手触到床架，被电了一下，电得浑身发麻。乘着闪电，看见床架上连了一根电线，胶皮剥了的裸线。小吕吓得抱起孩子滚到墙脚，蹲了一夜。等天亮雨停，就往大刘庄跑。大队书记家里的原先觉得是小吕被老婆婆气糊涂了，才把不经意的事情当作有心害她，可到了刘海明家，见了她那婆婆，她却也要和小吕一样看法了。
书记家里的没曾想到街上人也有这么泼的。还不像乡里人，只会一味地泼，她泼，还会讲道理。一条，二条，三条，讲得书记家里的一句也答不上来。她也没想到，街上人的家竟也这么贫寒，院子里铺了张凉席，席上晒的也是酱豆子、酱萝卜条，黄盆里醒着一盆面，也是杂面。鸡和猪似乎更苦寒些，没处找食，地上尽是砂石瓦砾，地方又逼仄。最后，她只拿到些小吕母子的衣服。拿回去，经小吕检点，说都是些旧的、差的，新的、好的，全让扣下了。好像是对老婆婆最后的希望灭绝了，小吕倒不哭了，她很硬挺地说，要上淮北找刘海明，或者回来，或者离婚。于是，她便又一次离开了大刘庄。
此时，人们还不及去想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可怜小吕，痛恨刘海明。刘海明，这个不仁不义的人，为了自己的前程，抛下妻子儿子。这样柔弱的小吕，她怎么才能摸到淮北矿上，找到她男人呢？有时，庄上的姊妹们到那两个女知识青年屋里玩，看看小吕只睡过三夜的那张空床，还有那一堆过日子的家什，便觉得小吕是回不来了。就算她回来了，这日子又如何过下去呢？她们就一起骂刘海明，把个好好的家拆散了，这日子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呢？难道这样妻离子散的倒更好？那两个知识青年则要骂得更远些，是从根子上谴责起，她们说：知识青年结什么婚呀！结了婚就算完了。总之，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姊妹，都认为小吕和刘海明的生活是没有希望了。
又过了段日子，收秫秫的时候，小吕回来了。这一回，孩子是牵在手上，走回来的。另一只手提了个旅行袋，装了东西。大人和孩子都胖了，红润了，小吕的脸上，也有了笑影。她在透支账上摁了手印，分得几十斤大秫秫，到年底再一并算清。然后，借了簸箕搓玉米粒儿。孩子在一边玩耍，她不时喊一声，孩子便应一声。推面的时候也是，她顶了花手巾赶小驴，孩子在磨房外玩，磨盘的霍霍和驴蹄的嘚嘚里，她喊一声，孩子应一声。她去了趟淮北，好像得到了什么主意，回过劲儿来了。她沉下心，决定重新过日子了。她把那些堆在屋角的家什，拉到门前太阳地里，用碱水刷了、洗了，再一件件安置在她那半间屋里。灶呢，就和那两个女学生合用。那两个知识青年，一个是从上海来，叫小汪，一个也是从街上来，叫小聂。小汪是个马虎人，凡事都不太计较，小聂的性子则有些像小吕，也是温和绵善。所以，三个人虽然分三锅吃，却还合得来。那两个再顾不上自己，到底没有拖累，有时还能帮这一个一把。只是无论小汪还是小聂，两人很奇怪地，都不太喜欢那孩子。那孩子的一双眼里，好像盛满了愁苦，有些吓人的，一点不像人家孩子那样天真无忧。所以她们有意无意都有些躲避他似的，看见他蹲在那里，并不去抚弄他，而是装看不见，绕了过去。日子就这样过着，还可以，但不是家庭式的生活，而是临时的、过渡的性质，不知道归宿在哪里。
晚上，她们三个聊起天来，大都是声讨刘海明。小聂倒还好，小汪就过激了，出着决绝的主意，小吕就笑，脸上露出柔和的笑靥。要是有经验的人，就能看出，小吕和刘海明还是恩爱夫妻，是打算过到头的。可小聂和小汪是没出阁的闺女，又是学生，道理都是书上的道理，不懂人情里面的微妙，只是一劲儿地替小吕生气，觉得小吕太老实，不抓紧对刘海明报复。小吕就向她们解释，说她去淮北找过刘海明，把刘海明整得直哭。
那天，她乘车乘船地来到淮北矿上，四处打听刘海明的宿舍，就有一个工友带她去找。到了宿舍楼底下，那工友大声喊刘海明的名字，刘海明从窗户里伸出头，一见是她，脸一下子白了。他把她带进宿舍，又去食堂打饭，米饭、馒头、鱼、肉、菜，摆了一桌，让她吃。她不吃，刘海明埋下头就哭了，哭了一顿饭，她便不好再说什么。然后，刘海明把她们母子安顿住下，其实工友们也能猜到他们的关系，可谁也不说破，坏他的事有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就都出去，有上白班或者下夜班的，也都另外找地方睡，给他们空窝儿。住了半个月，领导也知道刘海明是有老婆孩子的，不符合招工条例，可既然已经来了，怎么办？再回去吗？井下的活儿比田里的还苦一百倍，就是多一份商品粮，青年们真的很难了。于是，又住了半个月，加起来有一个月，就回来了。小吕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渐渐沉醉起来，将小汪和小聂也感染了，便安静了下来。
可是，生活还是惨淡的。那孩子一直是娇养着，又受了惊吓，一刻离不开小吕。可小吕要做活挣工分，要不拿什么换口粮。全指望刘海明的工资吗？刘海明的工资也不能全花完，要攒起来，将来的日子还长呢！小吕现在静下心来，开始筹划将来的日子，倒是可喜的。她是个老实人，不会偷懒耍滑，但生性太绵软，干什么都不泼辣，挣工分就不多。她咬着牙，撒开手，把孩子留在庄上，和乡里的孩子一起玩，脱出身下地做活。那孩子却有些犯孤，不合群，玩着玩着就只剩他自己了。又总是抱在妈妈怀里的，一旦下了地，对周遭环境生得很。有一回，一下子掉进粪坑，没了顶。幸好有人路过，看见粪坑里，一双小手在动，赶紧提上来，口鼻耳朵眼里都糊满了。当晚，孩子就发了高烧，惊厥了几次。还好大队有医疗队，打了针，才好些。小吕抱着孩子，哀哀地哭。哭着哭着，孩子从她怀里挣出手，吱哇叫一声。那场面，看到的人都感到凄楚。
过了年，大队买了挤面机，机房就设在她们住的屋里，让小汪和小聂搬走另找地方住，小吕却留了下来，看挤面机，记账，收钱。两间屋中间砌了道墙，里面放机器，外面住小吕。这样，她可以不下地，一边看孩子，一边就把工分挣了。小汪和小聂走的时候，对小吕都有些不高兴，冷冷的，觉得是被她占了窝。姊妹们劝解她们，说，小吕拖着个孩子，而你们终是要走的。小汪就很凶地说：走，往哪里走！她们说话都不避着小吕，小吕听了也没什么，她现在是个受尽人们可怜的人，不能有什么脾气了。
小聂和小汪好在是过惯这样东搬西挪的生活，这时她们一个住到一户老乡家里，另一个住一个下放居民家的堂屋。那个下放居民盖了这两小间屋，就走了，不知到哪里谋生去了。里间屋锁了，外间屋让队里使用，记工，开会，放东西，知识青年就住在这里。有时候，她们会去大队机房挤面。机房里白蒙蒙的，几乎看不见人，小吕在白蒙蒙里活动着，头上身上都是粉面。外屋的床上、家什上，也都罩了一层面粉。在机器的轰隆声里，她还是一声一声地唤那孩子的名字，那孩子便是一声声的应。因为机器声盖耳，母子俩都要将声拔得很高，好像是为了强调她的呼唤，小吕连名带姓地喊孩子的大名。这大名起得很**，叫刘之鹤。孩子就像被粉面染了似的，睫毛眉毛都变淡了。他们母子，就在粉面里生活着。
1999年3月26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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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知识青年都有一笔安家费，加上零点三立方的木料，他们俩合起来就挺可观，各人家中再帮助一点，于是，就盖起了两间小屋，还是半砖的。地点在家后，坝子底下。虽然有些孤，可不远处就是小学校，有上课下课的铃声，还有早晨升国旗的国歌、小学生的读书声，就不显得多么冷清了。
生产队呢，虽然是不怎么欢迎知识青年的，因为占了他们的粮草地亩，但见这对青年是认真来过日子的，也还是欢喜的。因为这里包含着一种，对他们世世代代的乡里日子的尊重和肯定。他们很慷慨地批给这对新人宅基地、自留地，将安家费交付他们自己支配。而不是像对其他那些知识青年一样，将旧屋折成安家费和木料给他们，自留地则以提供瓜菜的方式抵掉了。其他那些青年，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像刘海明那样，每一件事情都要和队里计算明白，对自己的利益非常保护。逢到这种时候，队里一方面觉得他不好对付，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个真正扎下根来谋生计的人。他们一半佩服一半讽刺地说，要是在旧社会，刘海明准能成个地主。
刘海明如不是十分的清秀，就要显得厉害了。他皮肤很白皙，眉眼有些像姑娘，身条儿细长而匀称，衣着相当整洁，态度斯文。但他的样子，却更像一个标致的农民，而不太像城里的学生，这是因为他有一种退缩，同时又警觉的表情，这表情来自狭隘的、关闭的心理状态。他心思很细，打算很多，又都是埋在肚里，平时和人说话交道，也是颇随和大方的，但一有了事，他的心思就全显了出来。
他的对象吕秀春却是另一种类型。她果然是如那介绍人说的，俊俏又贤惠。她是那种天生的黑皮肤，要是在城里，就会被人称作“黑里俏”。她的眼睛本是大而圆的，很深的双眼皮，笑起来却变弯了。但一点不媚人，而是特别的心善的那种。她的脸型略有些见方，但轮廓是柔和的，看上去就很大气。气色又总是很好，黑亮亮的。头发黑漆漆地剪到耳下多一点的地方，挑个偏路，发多的一边夹一个花塑料卡子，是有些乡气，却是好看的乡气。她又说着那个邻县的口音，在自我为中心的本乡人心目里，外乡总是偏远的，所以更觉得她是乡气的。那种口音是将“哎”的音发成“哎”和“啊”之间的那个音，口型张得很大，舌根却向上顶着，“嗳”“嗳”的，人们就叫它“癞子腔”，也叫“侉腔”，乡俗里是有些成见的。就有小孩子学她说话，她并不生气，只是有些腼腆，笑着，轻声骂一句。她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媳妇，队里人称呼她，也像称呼庄上那些外嫁来的媳妇一样，姓前边冠以“小”字，叫她小吕。
这两个人，一个是精明，一个是老实，在乡里人的吃苦上又加上了街上人的高要求，所以日子过得就很有样子。方才说过，乡里的生活与街上的，差别本来不大，挑水，烧锅，这些为一般知识青年视作畏途的劳动，在他们则得心应手。还有喂猪喂鸡，也是有经验的。他们的猪圈还特别干净，灶台也特别干净。屋里铺了水泥，扫得像镜面一样。屋前的一块地，虽是泥地，也扫得镜面似的。案板、矮凳、条案，都是新打的，没上漆，散发出木头的清香。有一些家什是从街上的家中带了的，不是乡里人家中可见得到的，但也不是奢侈，而是极其的实用。比如一口带纱门的小橱，放着碗勺、筷子、碱面、火柴，和剩菜。还有铝锅，也是乡里没有的，带着街上生活的气息。总之，他们这个家，你要走进去，真是觉得称心称手。小吕呢，又特别地和人亲，见人来就让人坐，忙着烧茶。刘海明是爷们，自然矜持些，脸上带着笑容，也是欢迎来人的意思。能看出，他们俩都很为这个家感到满意，期待别人的夸奖和羡慕。
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孩，一个男孩。脸模子、眉眼、皮肤，都像极小吕，但很微妙的，脸面这一块，却像刘海明，面薄。而更奇妙的，这两项合起来，反倒谁也不像了。他既不是小吕那样老实温柔，也不是刘海明的玲珑剔透，而是有些深不可测，很神秘，谁也看不出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孩子，小吕变得更温柔，而且甜蜜，看着婴儿在她怀里，脸颊一鼓一鼓地咂奶，她脸颊上的笑靥也一隐一显，渐渐地就入了神。现在，她基本不下地了，婴儿成天在她怀里，队里也格外对她宽容。因是知识青年，也因为小吕的人性实在绵善，拉不下那个脸说她。婴儿就养得很娇，一刻离不开妈。在后来的煎熬的日子里，母子俩都因此受了大苦。
这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生活平静安乐地过去，甚至称得上是幸福。无论是婚姻，还是插队的日子，都是新鲜的，开头不久的，还有些未深谙的乐趣。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有点把他们家当作自己的家，没事时来坐坐，聊聊天。他们的插队生活，是飘零的孤苦的生活，他们的样子也很落拓，衣服是脏和破的，头发是多日不剪的，脸色是黯然、凄惶的，对待人和事是放浪和玩世的。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拘束，说话口无遮拦，喝酒也无遮拦。他们看上去，就是这种没有着落的样子。然而，也是事无定局。他们的将来未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是个未知数。刘海明的，却已经在了眼前。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大都是述说苦闷。这些苦闷无疑是出自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而刘海明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的苦闷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刘海明生活的无望。刘海明也知道，他们虽然到他的家里来坐、来玩、来吃，享受着一时的安乐，但要他们用苦闷来换这安乐，他们也是不干的。刘海明听着他们发牢骚、骂娘，不时也应和几句，心里其实是比他们更苦闷的。他们的处境是简单的，而自己则相当复杂，奋斗也更曲折了。
当这下乡之后第一次招工的消息传来，所有的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就都待不住了。他们往公社、县城，甚至地区跑着，探听着消息。或者是知青点和知青点之间互相跑着，交流着消息。有时只是盲目地奔走，重复着仅有的一点消息。这虽然只是一次招工，但它给知识青年们指示了一个前景，他们想，他们终还是有出路的。在人们这样四处跑着的时候，刘海明很镇定地出工、收工，照常生活。乡人们说，刘海明不用跑，跑了也白跑。人们都知道，招工条例有一则，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不在招工范围内。刘海明听了这话，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不能不有感触的。他虽然结婚生子，但他到底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着城里生活的出身和阅历，为什么他就应该就此决定命运，做一个农民？
然而，他是一个心计比较深的人，结婚生子的经验也使他增添了世故。由于是有家庭的人，他就要比一般知识青年更深入农民的生活，因此也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事后很久，人们才会想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是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而这一切，也决不会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在小吕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成。其实，很难想象，夫妻之间能够完全背着对方做些什么，尤其是这样一对称得上恩爱的年轻的夫妻。所以，事实上，很可能，这计划是得到小吕的首肯，只是后来苦得熬不住了，小吕便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刘海明身上。这样想来，刘海明实在也是很苦的。
刘海明的心思，不久便初露端倪，那是在张主任奶奶的丧事上。
张主任是公社的主任，家在大刘庄上，他女人又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张主任是个很能干的主任，并且很记乡情，总是不忘为本庄谋些利益。当然，其中不乏呈能和显摆的心理。因他还是个气盛的人，特别爱听奉承话，爱别人拥戴他。但他决不是白受的，他一定记在心里，一旦有了机会，便加倍地报答。所以，他又是讲义气的。像他这样的人，朋友就很多，社会关系相当广泛。他奶奶办丧事，送花圈送丧帐的人络绎不绝，通往大刘庄的土路上，成天都是自行车的铃铛声，车轱辘碾过土坷垃，哐啷啷地响。花圈堆在他家那三间两进的院门前，白花花的一片。丧帐是挂在丧棚里面，层层叠叠，三道幕，四道幕似的。张主任家所在的生产队，歇下工来帮着办事，还正是麦收的时节。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个打头的，叫钱涛，蚌埠人，高中生。年长些，又是那类领袖型的，虽然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是散在各生产队，但他有意无意地，还是担任起召集人的角色。代表大家去和队里交涉一些什么，或者将知识青年聚集起来搞点什么活动。这时候，他就来串联知识青年了。
其时，知识青年都像飞倦的鸟儿，歇下枝来。他们无一不是碰了壁的。招工的消息听听有一大片，待去证实，却还是那么一点。他们在外边奔波，其实都是在忙事情末梢上的过节，什么单位在招工啊，有多少名额啊，公社招工由谁负责啊，县里又由谁负责啊，等等。而事情却是要从根子上起来的，这根子就是，首先要由生产队、大队推荐。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无用。这时候，一个个都恹恹的，事情还没着手一点点，已经丧失了信心。一日近一日的招工，反变得渺茫起来。就在这时候，钱涛又把大家召拢了。分在六七个生产队里的知识青年，总共有十个，加上刘海明和小吕，就有十二个。钱涛并没有将刘海明和小吕排除在知识青年之外，而是把他们一同招呼了。这就是钱涛有威信的道理，他周到，既通政策，也通人情。
钱涛召集大家商量什么呢？商量的是大家一同向张主任家的丧事表示点意思。他建议十一个人合送一个花圈，为什么是十一个人，那是因为刘海明和小吕算一人份，他俩是一家嘛！大家都很赞成，同时也很感激钱涛，倘若不是他及时的提议，他们将多么失礼，这会给张主任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而现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竟都振作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应当行动起来了。这件事情虽然谈不上对招工有什么直接的益处，因是大家共同参加，而他们在招工中是处在竞争的关系。但是这个切实的行动却把他们从消沉中拯救出来，并且感受到同舟共济的情感。他们又忙碌起来，派几个人去县城购买花圈，再算账，派份子，写挽联，拟悼词，最后一同抬了花圈，献到张主任奶奶的灵堂前。
他们这一群人有些浩浩荡荡的，神色且十分**，进到了灵堂。灵堂里点了两盏油灯，被这许多人呼啦啦一挡，顿时暗了一暗，火头也摇曳起来。他们在钱涛带领下，给老太太鞠了三鞠躬，弯下腰来，黑压压的一片。鞠完躬，就念悼词。张主任正在灵堂后边的屋里陪人喝酒，这时走出来，亲自点了一盏玻璃罩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场小型的追悼仪式。知识青年的悼念使张主任很受感动，第二天，他的大女儿，一名回乡知识青年，便到钱涛的住处，代表张主任，邀请全体知识青年前去赴丧宴。张主任就是这样一个豪侠的人。
张主任的大女儿受命前去邀请，按礼节客套了一番，却是以她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她受过中等教育，人相当聪明，也很清高，对知识青年们的造访，她心下并不以为然，还觉得很有些造作，那悼词也写得不伦不类，当时就觉得好笑，现在说的是感谢话，却是反讽的口气。说，你们何必呢？我老太太又不认得你们，一辈子锅台下转，她的死怎么能重如泰山？诸如此类的话，还又特别提到刘海明，说本来意思一下就行了，他却送双份，前天送了一段帐子，昨天又凑你们的份子送花圈。
钱涛听了这话，并不说什么。然后就到了这天，到张主任家赴宴。张主任在里屋陪公社的几个书记坐席，没出面，只是嘱大女儿向大家劝酒上菜。酒席笼罩在融洽，甚至于有些缠绵的气氛之中。大队里的知识青年因为分散各队，平时关系都比较疏离，此时，这一件集体活动将他们联接起来，又都是受了挫折的当口。于是，心里就生出了些夸张了的友情。他们挤挤挨挨地围了一张案板坐着，互相谦让，照应着吃菜吃酒。几杯酒下了肚，心情更加软和，他们彼此间几乎是温柔的了。就在这温情脉脉的时分，钱涛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卷毛票，放到刘海明面前的桌上，说：你已经送了帐子，花圈就不要凑份子了。刘海明的脸唰的红了，人们都停了筷子，看着他，眼睛里的光陡地冷静下来。温情脉脉的面纱落了下来，他们看见了现实。现实是，他们被人甩了，并且是在这样举足轻重的时刻。
刘海明张了几张嘴，脸上的红又退了。他将那卷毛票从面前推开，说：花圈是花圈，帐子是帐子，我和小吕在这里安家，做了大队的社员，受照应很多，要比大家多一层关系。他说得很坦然，钱涛反倒说不出话了。人们也都疑惑起来，犹豫着要不要接受刘海明的解释。刘海明已经镇定下来，继续喝酒吃菜。几个年龄小头脑又简单的便以为没事情了，也跟着动起了筷子。他们都有些惋惜地，想要挽回方才的气氛，于是就劝钱涛喝酒。钱涛推开酒盅，却点了一支烟，闷下头吸着烟。这样，刘海明也只得放下了筷子，他也不想存心气钱涛。两人沉闷了一会，刘海明说：兄弟你别怪我，在这里，我最大，是个有家庭的人了，处世为人都要比你们上点心，不曾想得罪了兄弟你。钱涛就说：这叫什么？就叫人有千虑，必有一失。刘海明就笑了：我还怕有一失吗？我都失了几失了，还能再失什么？钱涛也一笑：还能失去锁链呀！不是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这话一说，大家都笑了，觉得这话特别幽默。气氛又变得好起来，一股蒙在鼓里的，混混沌沌的快乐，弥漫了开来。
他们两人话里有话地交谈了一番，好像彼此都表明了心迹，也下了决心。他们松了口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现在，招工的事情具体化了，就是一桩，生产队推荐。生产队把自己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推荐了上去。谁也不想和知识青年过不去。再说，这一回不推荐，下一回也要推荐，终是要推荐走的。留下他们干什么？又不会生出粮草田亩来，要生，也只能生儿子，生吃口。大刘庄原本就人多地少了。这一来，就将难办的事推给了大队，因大队只有四个推荐名额，这是按照百分之四十的招工比例。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有十名，当然不算刘海明和小吕，他们是已婚的青年，不在招工之例。这四张推荐表给谁呢？谁都是这么巴巴地望着大队书记的脸，没事就到他家堂屋里坐着。开始互相间还有些避讳，到后来避也避不开了，就一并在他家屋里坐了一片，有些火并的意思。书记他不能热了谁，也不能冷了谁，干脆谁也不搭理，闷头喝稀饭。心里是有些难过的，好像，手心手背都是肉似的。事情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谁也顾不了谁了，反正是八仙过海，各凭各的本事。当然，谁也就不会注意到刘海明了。他好像是在上次送帐子的事情上接受了很大的教训，他就有些故意地远着知识青年，也远着大队里的干部。所以，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似的。小吕呢，好像也看不见了，可能是抱了孩子回了县城的老婆婆家了。倘若要留点心，就会发现，家后他们那两间小屋常常上了锁，冷清得很。
过后，人们凭怎么回想，也想不出刘海明是怎样把这桩事做成的。事情有多少个关隘啊！又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而他竟在人不知、鬼不晓之中，一步一步做成了。像那些知识青年，闹出了多少动静。这就是刘海明的能耐了，他沉得住气。再仔细想想，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的。就说小吕抱了孩子回婆家这一条吧，就不那么简单。其实这时他们两口子已经在为退还大队安家物质做准备了。同时，小吕日后推说不知情也有了不在场证明。还有，百分之四十，这推荐比例也是一个可乘之机。十个人的百分之四十是四个，那么十二个人呢？经过四舍五入，就可能是五个了。倘若将刘海明和小吕也算进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不就是十二个人吗？所以，大刘大队很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有五张推荐表，而不是四张。那么，第五张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有第五张推荐表，所有的纷争、较劲，都是围绕着四张推荐表展开。再一个问题，这第五张推荐表是受了谁的启发去争取来的？大队书记是不会想到百分比的机巧，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有着务实的头脑，他凭着勤劳肯干，还有大姓旺族的背景，当上了干部。他有世故，甚至不乏狡黠，百分比的机巧却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的心智。但是，假如有人向他提醒，多走一个知识青年可多让出一个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倘若这个知识青年又不是一般的单身的青年，却是拖家带口，那么，让出的就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甚至更多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况且，多推荐一个知识青年，还会证明大队教育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得好。他虽然只是个农民，可毕竟是个老党员，多年的支部书记，政绩他是重视的。他虽然在仕途上没什么野心，可他知道工作做得好，就和上面好交道。麦种啊，化肥啊，拖拉机啊，返销粮啊，上缴公粮估产啊，都是要交道的。所以，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建议，然后他可以向上面报十二个知识青年的数字，他只需要做个小小的手脚，连手脚都算不上，只是个隐瞒，隐瞒知识青年的婚姻状况。他还可以夸奖一番他的知识青年，说他们如何受到乡人们的好评。作为对建议人的感谢，他会将这个多得的名额赠送给他，因为此人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最符合上述的最大限度节约的原则。这个人是谁？不用说也知道，就是刘海明。
所以，这一次招工中，大刘大队走的是五个知识青年，而不是预期中的四个。五个知识青年，三个蚌埠的，回了蚌埠，钱涛也在其中。另两个县城的，一个到了手管局，再一个，也就是刘海明，去了淮北煤矿。他走了一段日子以后，人们才知道他去了淮北。其实这也是小吕给闹出来的。是小吕熬不下去了，才给闹了出来。别人不知道也还可能，知识青年竟然也不知情，就奇怪了。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他们知道的不会比实际情况少，只会多，多出来的那部分就是谣言。而在刘海明的问题上，他们竟然变得如此闭塞。这也叫人想到，刘海明和知识青年，尤其和钱涛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默契。在大刘庄的知识青年中，能与刘海明交手的，只有钱涛，他们很可能订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条约也是建立在那个百分比的基础上的。刘海明保证决不占用众知识青年的名额，他自己解决名额的来源。这至少是没有对钱涛不利，并且也消除了刘海明对钱涛的威胁。倘若，刘海明硬要挤进四个名额中来，钱涛就多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分量他是知道的。送帐子的事情，对于钱涛也是一个教训。所以，他当然也是愿意大刘大队多一个名额。要保证这个名额进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缄口不提。不提是不提，看法还是有的，并且积蓄起来，等日后事成定局，再慢慢地泄露出来。因此，当小吕来大队闹起来的时候，人们对刘海明就已经怀了成见，他成了一个阴险的人。
刘海明走了以后，他的两间小屋归了大队，自留地则归了生产队。屋子里面的家什、锅碗，还是小吕的，暂存于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也算是借给她们使用。小吕一直没有露面。年底分粮时，是她小叔子，也就是刘海明的弟弟，带了钱将她那份口粮提走的，同时还拉走了她的一部分东西。有人进县城买返销粮，遇见过小吕，说她还是住老婆婆家，就在县粮站附近。遇见的人回来说，小吕瘦了些，却白了，孩子呢，也大了，还是抱在小吕手上。小吕一手抱孩子，一手挎个大篮子，里头装满了衣服，要去分洪闸下洗衣服。那人说，看人家街上人，多少衣裳！人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可不料，小吕又回大刘庄来了。
小吕再回到大刘庄，形容可就大变了。她是像遇见她的人说的，瘦了，白了。但她这样天生的油黑皮肤，一旦白起来，却不是什么好事。她的脸上就像长了白瘢似的，深一块，浅一块，皮色又很枯。两个大眼睛显得更大了，眼梢挂了下来，里面全都是委屈和怨恨，失神地看着人。那张嘴本来略宽一些，笑起来才是好看的，但这时候是笑不出来了，就显得格外的苦相和命薄。孩子呢，确是长高了有半头，那双极像他母亲的大眼，此时也像他母亲一样，眼梢挂了下来。嘴也是，要哭又忍住的样子。而人们一看见他，就又想起了他的父亲。他的薄面里头也生出了他父亲的退缩和窥伺的表情。他们母子空着手来到大刘庄，身上穿的都是原先的衣裳，洗得更旧了。走到大队书记家，就向他要人，要刘海明。
像小吕这样生性温柔的人，吵起来也不过是哀哀地哭。将孩子搂在怀里，垂着头，头发遮住了脸。头发还是乌油油的，还没熬焦了，只不过别着的花卡子换了铁的，就少了些俊俏。大队书记家里的陪着她落了一阵眼泪，留了饭，然后，大队书记便带她来到寄放她东西的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在屋子另一头安了一张凉床，母子二人便算是住下了。
小吕虽然也是个插队青年，但因为是有个家，过的是正经日子，又是刘海明当家，事无巨细，都是他操心。所以，她其实是有些娇的。像知识青年这样带着“混”的日子，她是过不来的。当晚，睡在知识青年那间又放床又烧锅的屋里，守着那堆从她和刘海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的东西，灯是个墨水瓶，点一根芯，扣在墙上，满地的黑影。她搂着孩子，又是哭了一夜。早起也没烧锅，因为没粮食，粮食已叫她小叔子领走了。那两个女学生也是不烧锅的，冷水洗了脸，再咬块冷馍，就下地了。小吕想烧点热水给自己和孩子洗洗脸，洗洗手，又不敢动人家的烧草，她的草也叫小叔子领走了。她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就又抱着孩子上大队书记家了。
这样，在大队书记家吃了两天，书记家里的就要小吕领她进城，到刘海明家里拿东西。小吕却死活不去，又是哀哀地哭，又气又怕的样子。没法子，书记家里的就自己去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让小吕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也跟着，拉了一架平车，好放东西。到了她老婆婆家，才晓得事情的棘手。小吕在这里住不下去，说到底就是为粮食烧草的事。刘海明家兄弟姐妹很多，除刘海明，还有一个下放的，一个待业的，几个上学的，都是吃口。虽然有粮本，可不还要拿钱去换？刘海明在学徒期，一个月加上下矿补贴，有三十来块钱，听起来不少，可是下矿的人会吃，吃剩下来，不过几块钱。这几块钱，老婆婆算计着买粮买煤，小吕算计给孩子添衣服，买零嘴，不是她男人挣的钱吗？她的粮草不是都已经给她小叔子拉来了吗？矛盾就这样起来了。老婆婆先是有话，然后小叔子、小姑子一起挤兑。小吕母子俩凄凄惶惶跑来大刘庄的前天夜里，是个雷雨天，母子俩睡一张铁架床，冷不防手触到床架，被电了一下，电得浑身发麻。乘着闪电，看见床架上连了一根电线，胶皮剥了的裸线。小吕吓得抱起孩子滚到墙脚，蹲了一夜。等天亮雨停，就往大刘庄跑。大队书记家里的原先觉得是小吕被老婆婆气糊涂了，才把不经意的事情当作有心害她，可到了刘海明家，见了她那婆婆，她却也要和小吕一样看法了。
书记家里的没曾想到街上人也有这么泼的。还不像乡里人，只会一味地泼，她泼，还会讲道理。一条，二条，三条，讲得书记家里的一句也答不上来。她也没想到，街上人的家竟也这么贫寒，院子里铺了张凉席，席上晒的也是酱豆子、酱萝卜条，黄盆里醒着一盆面，也是杂面。鸡和猪似乎更苦寒些，没处找食，地上尽是砂石瓦砾，地方又逼仄。最后，她只拿到些小吕母子的衣服。拿回去，经小吕检点，说都是些旧的、差的，新的、好的，全让扣下了。好像是对老婆婆最后的希望灭绝了，小吕倒不哭了，她很硬挺地说，要上淮北找刘海明，或者回来，或者离婚。于是，她便又一次离开了大刘庄。
此时，人们还不及去想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可怜小吕，痛恨刘海明。刘海明，这个不仁不义的人，为了自己的前程，抛下妻子儿子。这样柔弱的小吕，她怎么才能摸到淮北矿上，找到她男人呢？有时，庄上的姊妹们到那两个女知识青年屋里玩，看看小吕只睡过三夜的那张空床，还有那一堆过日子的家什，便觉得小吕是回不来了。就算她回来了，这日子又如何过下去呢？她们就一起骂刘海明，把个好好的家拆散了，这日子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呢？难道这样妻离子散的倒更好？那两个知识青年则要骂得更远些，是从根子上谴责起，她们说：知识青年结什么婚呀！结了婚就算完了。总之，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姊妹，都认为小吕和刘海明的生活是没有希望了。
又过了段日子，收秫秫的时候，小吕回来了。这一回，孩子是牵在手上，走回来的。另一只手提了个旅行袋，装了东西。大人和孩子都胖了，红润了，小吕的脸上，也有了笑影。她在透支账上摁了手印，分得几十斤大秫秫，到年底再一并算清。然后，借了簸箕搓玉米粒儿。孩子在一边玩耍，她不时喊一声，孩子便应一声。推面的时候也是，她顶了花手巾赶小驴，孩子在磨房外玩，磨盘的霍霍和驴蹄的嘚嘚里，她喊一声，孩子应一声。她去了趟淮北，好像得到了什么主意，回过劲儿来了。她沉下心，决定重新过日子了。她把那些堆在屋角的家什，拉到门前太阳地里，用碱水刷了、洗了，再一件件安置在她那半间屋里。灶呢，就和那两个女学生合用。那两个知识青年，一个是从上海来，叫小汪，一个也是从街上来，叫小聂。小汪是个马虎人，凡事都不太计较，小聂的性子则有些像小吕，也是温和绵善。所以，三个人虽然分三锅吃，却还合得来。那两个再顾不上自己，到底没有拖累，有时还能帮这一个一把。只是无论小汪还是小聂，两人很奇怪地，都不太喜欢那孩子。那孩子的一双眼里，好像盛满了愁苦，有些吓人的，一点不像人家孩子那样天真无忧。所以她们有意无意都有些躲避他似的，看见他蹲在那里，并不去抚弄他，而是装看不见，绕了过去。日子就这样过着，还可以，但不是家庭式的生活，而是临时的、过渡的性质，不知道归宿在哪里。
晚上，她们三个聊起天来，大都是声讨刘海明。小聂倒还好，小汪就过激了，出着决绝的主意，小吕就笑，脸上露出柔和的笑靥。要是有经验的人，就能看出，小吕和刘海明还是恩爱夫妻，是打算过到头的。可小聂和小汪是没出阁的闺女，又是学生，道理都是书上的道理，不懂人情里面的微妙，只是一劲儿地替小吕生气，觉得小吕太老实，不抓紧对刘海明报复。小吕就向她们解释，说她去淮北找过刘海明，把刘海明整得直哭。
那天，她乘车乘船地来到淮北矿上，四处打听刘海明的宿舍，就有一个工友带她去找。到了宿舍楼底下，那工友大声喊刘海明的名字，刘海明从窗户里伸出头，一见是她，脸一下子白了。他把她带进宿舍，又去食堂打饭，米饭、馒头、鱼、肉、菜，摆了一桌，让她吃。她不吃，刘海明埋下头就哭了，哭了一顿饭，她便不好再说什么。然后，刘海明把她们母子安顿住下，其实工友们也能猜到他们的关系，可谁也不说破，坏他的事有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就都出去，有上白班或者下夜班的，也都另外找地方睡，给他们空窝儿。住了半个月，领导也知道刘海明是有老婆孩子的，不符合招工条例，可既然已经来了，怎么办？再回去吗？井下的活儿比田里的还苦一百倍，就是多一份商品粮，青年们真的很难了。于是，又住了半个月，加起来有一个月，就回来了。小吕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渐渐沉醉起来，将小汪和小聂也感染了，便安静了下来。
可是，生活还是惨淡的。那孩子一直是娇养着，又受了惊吓，一刻离不开小吕。可小吕要做活挣工分，要不拿什么换口粮。全指望刘海明的工资吗？刘海明的工资也不能全花完，要攒起来，将来的日子还长呢！小吕现在静下心来，开始筹划将来的日子，倒是可喜的。她是个老实人，不会偷懒耍滑，但生性太绵软，干什么都不泼辣，挣工分就不多。她咬着牙，撒开手，把孩子留在庄上，和乡里的孩子一起玩，脱出身下地做活。那孩子却有些犯孤，不合群，玩着玩着就只剩他自己了。又总是抱在妈妈怀里的，一旦下了地，对周遭环境生得很。有一回，一下子掉进粪坑，没了顶。幸好有人路过，看见粪坑里，一双小手在动，赶紧提上来，口鼻耳朵眼里都糊满了。当晚，孩子就发了高烧，惊厥了几次。还好大队有医疗队，打了针，才好些。小吕抱着孩子，哀哀地哭。哭着哭着，孩子从她怀里挣出手，吱哇叫一声。那场面，看到的人都感到凄楚。
过了年，大队买了挤面机，机房就设在她们住的屋里，让小汪和小聂搬走另找地方住，小吕却留了下来，看挤面机，记账，收钱。两间屋中间砌了道墙，里面放机器，外面住小吕。这样，她可以不下地，一边看孩子，一边就把工分挣了。小汪和小聂走的时候，对小吕都有些不高兴，冷冷的，觉得是被她占了窝。姊妹们劝解她们，说，小吕拖着个孩子，而你们终是要走的。小汪就很凶地说：走，往哪里走！她们说话都不避着小吕，小吕听了也没什么，她现在是个受尽人们可怜的人，不能有什么脾气了。
小聂和小汪好在是过惯这样东搬西挪的生活，这时她们一个住到一户老乡家里，另一个住一个下放居民家的堂屋。那个下放居民盖了这两小间屋，就走了，不知到哪里谋生去了。里间屋锁了，外间屋让队里使用，记工，开会，放东西，知识青年就住在这里。有时候，她们会去大队机房挤面。机房里白蒙蒙的，几乎看不见人，小吕在白蒙蒙里活动着，头上身上都是粉面。外屋的床上、家什上，也都罩了一层面粉。在机器的轰隆声里，她还是一声一声地唤那孩子的名字，那孩子便是一声声的应。因为机器声盖耳，母子俩都要将声拔得很高，好像是为了强调她的呼唤，小吕连名带姓地喊孩子的大名。这大名起得很**，叫刘之鹤。孩子就像被粉面染了似的，睫毛眉毛都变淡了。他们母子，就在粉面里生活着。
1999年3月26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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