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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成家立业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市机床厂供电科工作,高江江分配在市工商局政工科。

    我报到时,已经下海经商的我哥宋东利,分两批宴请了厂里和科里能管到我的大大小小的官儿,在那种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进入场地中间大跳交际舞的酒店里,官儿们在我哥推杯换盏下,各个喝得里倒歪斜,纷纷拍着我的肩膀放出豪言壮语,“东强啊,好好干,前途包在我身上!”“东强,不要见外,有啥不明白的,尽管说!”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给我哥和我二姐摆场子拜师傅学武术的热烈场面来,虽然现在是以我为中心,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跟小时候一样,无法融入这个氛围,我发现了自己跟他们的格格不入,我刚踏入社会的第一脚,就在内心里把自己边缘化了。

    我作为供电科技术员当中唯一的本科大学生,加上我哥宋东利的上下打点,自然得到了格外的关照,一入职就在厂领导的带头下,被称作“宋工”,厂里从领导到工人都非常敬重我。所有的施工图纸,工人师傅都要找出各种借口让我重新审核一下,现场也要请我亲自做下理论上的指导,我当然也会认真负责地严格把关。

    这种被人高度推崇的境地,反而使我感觉别扭,有种虚高的压力。

    但低调并没有影响我出人头地,两年之后技术主管提拔,我就接任了。

    在我接任技术主管的前前后后,我确实为厂里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在我的合建议下,厂里对变电所加装了电力电容器,提高了功率因数,降低了电费支出,三个月即收回电容器成本,全年下来节约电费超过20万元,受到了厂领导高度赞扬并进行了嘉奖。我利用半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加班加点,在整体布局基础上添加了分区小图,重新绘制了供电系统图和线路示意图,出图后极大地便利了电力调度的指挥和工人作业施工,受到了全厂上下一致好评。

    在我升任技术主管的当年,我结婚了。

    之所以毕业两年之后结婚,是由于高江江的姐姐在我们大四期间因肺结核病错过治疗病逝,按照风俗习惯,家有丧事不足三年,不允许操办喜事。所以尽管我每天除了工作,还要在我自己家和高江江家两地不停周转,忙得不得停歇,也必须得等到高洋洋丧期结束才能名正言顺让范姨一家跟我一起住到我的新家里来。

    遗憾的是,在我终于成了范姨法定的姑爷子时,她却再也无法知晓。

    在我和高江江上大学之后,我范姨由最初的抑郁,发展到精神疾病,成了精神病患者,她们的家彻底垮掉了,毫不自立的高洋洋不但脱离了母亲的照顾,还得担负起对疯妈妈的看护,对于这种生活上的极大落差,她无论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承受。在艰难地支撑一阵之后,不知不觉中患上了肺结核,在我妈发现她咳血带她到省城医院检查时,已经严重错过了治疗时期,因缺少关心且自我保护意识太低,高洋洋年仅25岁,便因贻误病情离开人世。之后高江江几次三番决定退学回家照顾范姨和弟弟,都被我劝说阻止,后来范姨被高江江姨妈送到精神病医院常年住院治疗,高山因不愿意到姨妈家居住便独自留在他们家的房子里继续读他的初中,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便担负起照顾他的责任,同时我们家担负了高山和高江江全部的上学和生活费用。其实范姨本身也是有工资的,只不过我妈考虑高山今后成家等等一系列事项的需要,便让高山将范姨的工资钱完全存起来不要动,他和高江江的一切费用由我妈定期给付。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家里因为有我哥宋东利和我二姐宋玉群风生水起的事业,早已经成为矿区内赫赫有名的富足人家。多供养两个孩子完全不在话下,何况我妈本就是将义气摆在首位的人,毕竟范姨当年是救过我命的人。

    我妈虽然自己可以付出一切努力救助范姨以及她的孩子们,但是在邻居和朋友的鼓动之下,她私心里也盘算过要给我和高江江悔婚。即使我们没有纸面婚约,但是多年的口头协议,已经将我和高江江的终身大事无可争议地绑定到了一起,而且世人皆知。所以,如果把我俩分开,就可以定性为悔婚。

    我妈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我俩结婚,那么我就要背负范姨和高山的终生,这是两个拖累无极限的包袱。我妈的意思,我家可以永远资助高山,也可以永远照顾范姨,同样也可以永远在高江江需要时提供全力支持,但是最好不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自从我毕业以后也有太多太多的给我提亲的人来说媒,我妈即使再有定力,也扛不住来人的花言巧语鼓动。所以,她本不坚定的心早就开始动摇,经常劝我放弃高江江。

    但我妈也是早就领教过我的倔强的,知道对于我这个认定了就绝不回头的人,除非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否则包括她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主宰我。所以,我妈也只是本着敲敲边鼓能成则成、不成则停的态度,最终接受了我不但把高江江娶进门,也把范姨和高山接进家的决定。

    婚礼那天,我二姐给高江江准备了价值上千的红色钉珠礼服,并带着她去高档发廊做了一个价值200元的新娘发髻并化了妆;我哥请了录像和照相队伍,两个穿着浑身是兜的马甲的人扛着影像设施,后面分别跟着一个拎包的助手,全程将镜头对准我和高江江,弄得我俩都非常不自在。高江江本就是非常内敛不喜热闹的人,加上成为别人话柄中带着母亲出嫁的人,我能想象她面对这种喧嚣的场面,内心有多羞愧。我一再小声安慰她,再忍耐一会儿仪式就结束了。但是从早上四点开始全副武装接亲一直到下午所有仪式结束,整整十个多小时,我俩就在人群的轰挤中配合着接亲婆、婚礼主持、摄像师、照相师等各个环节阶段负责人的摆布,在别人看来是出尽了风头,但我俩心里却感觉是糟透了罪。尽管这是我眼中高江江有生最漂亮的一天,但这种形式上的美丽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快乐。

    高江江是中国传统审美中的漂亮女人,她不但浓眉大眼,还有着异常黑密的长睫毛,像一帘羽扇一样嵌在她略微遗传母亲下斜的双眼皮上,给瞳孔罩上了一层黑色的梦幻色彩,微厚饱满而略翘的嘴唇,在坚挺的鼻翼下方,因内心的波动轻轻微抿着更显圆润。精致的五官配在她清透白嫩的面庞上,看上去显得唯美、沉静而忧郁。

    我感受出她隐隐的抵触和压抑,每一个送来的祝福,似乎对她都是一种嘲笑和怜悯。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安排,因为我既然想娶高江江,就得按照我哥和我二姐的安排,通过给我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来展示他们非凡的地位和实力,通过宣扬我们家族接纳孤儿寡母的先进事迹,树立他们在圈中的良好公众形象,创造他们生意场上更多的人脉资源和发展机遇。

    我不得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如果我按照家里意愿娶了别的女孩子,我还可以任性一下去决定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操办婚事,但现在我不能在造成他们因为接纳我岳母而多支付一万元购买大面积楼房费用的情况下,还厚着脸皮要求他们再如我其它所愿,何况这也造成了全家人对我今后生活前景的担忧,因为谁都说不准我今后要为高家所有人承担多少压力。

    做人总得有些必要的退让,这与倔强和正义无关,是权衡利弊之后摆在眼前的唯一出路。所以,我平和地接受了家里对我婚礼的一切流程安排,我暂时没有能力独自给高家老小更妥善的生活,而且我也不能脱离家里的亲情,不能肆意破坏我家多年建树起来的伯埙仲篪、和气致祥的家族形象。

    顺利地屈从,是我给自己的最大体面。

    高江江就这样背负着自卑嫁给了我,尽管她早已经感受到了我家里态度的异样,但她在我面前一切由我做主的习惯,让她没有选择的能力,一切听从我的决定,就是她的决定。

    同样自卑的还有我的内弟高山,这个已经考取重点大学的高材生 ,已经婉拒了我家里对他学业的支助,靠勤工俭学还能每月给我岳母邮寄回一些吃的用的。但对于母亲的看护,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怀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由姐姐带着母亲出嫁。

    婚后的第二天,岳母便制造了无端的麻烦。

    由于要送回来参加我们婚礼的高山去火车站乘车返校,我哥开着他的212吉普车,用他手里握着的价值一万多块的大哥大,老早就把电话打到了我母亲的家里,我和高江江给岳母穿戴好,准备带着她一起乘车送站。我哥进来之后,随手把包和大哥大放在了我妈家壁橱的柜板上,一边说他刚喝了酒需要吃点儿东西,让我们抓紧时间先上车,一边自己进了厨房。我妈和我爸往外送着高山并寒暄着让他放心回学校,高江江懂事地与弟弟一起向我妈道谢,在我过去提高山行李包的这一个简短的空挡时间里,我岳母拿起了我哥的大哥大,并利落地从我妈家的四楼窗户扔了出去。我哥宋东利从厨房出来,看到柜板上没有了蔚然耸立的大哥大,只剩下了文件包静静地躺在那里,本能地就想到我岳母,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人对他的大哥大感兴趣,而且即使我们谁拿了也是安全的,他不会着急,但只要我岳母动过就凶多吉少,所以,他紧张地拉着我岳母的胳膊问到:“范姨,您拿了我的大哥大没有?”我岳母没有吱声,只是耷拉着眼角往窗外瞄了一下,我哥迅速跑到窗前往下看,已经有邻居站在摔掉了后盖的大哥大跟前往我家楼上看了。我哥怒不可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着我岳母大喊起来,“你这个老疯婆子,你扔我大哥大干啥啊!它惹着你了啊?!”

    我哥的喊叫让刚刚出了门下楼梯的我们一帮人都站住了脚,面面相觑,一时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我哥拨开所有人就往楼下跑,我和高山也赶紧追着他往下跑,高江江感觉到应该是母亲闯了祸,回头往屋里看了一眼,见我岳母若无其事地依然用眼睛向下瞄着地板。我岳母自从精神异常之后,就开始不用正眼看人,总是耷拉着她向下的肿眼泡瞄着看周围。

    高江江回到屋里一边问我岳母“妈你是不是又闯祸了?”也不指望得到回答就一边扯着我岳母快步往楼下走,我爸妈也跟着她们娘俩一起下了楼。

    楼下我哥已经捡起摔坏了的大哥大要回屋找我岳母理论,被我拦住,劝他先消消火,跟我岳母一个精神病人也说不出来个道理,我哥恼怒地冲我嚷到:“瞅你领个什么玩意儿回来!净他妈地祸祸人!那你说咋办吧?我花一万多买的!”听到我哥问我怎么办,我很尴尬,因为这话明显是问我能不能替我岳母包赔的意思,而我哪里能赔得起。我虽然工作两年也攒了一些钱,但也只是区区几千块,何况都替高江江买了嫁妆,他的大哥大可是一万多块,对我来说是天价了,因为当时我家里给我买的楼房也不过三万块钱。我毫无底气地看着我哥宋东利,心里盘算着我的房子怎样能抵给他一半。

    同时我也在心里盘算着我岳母为什么会由以往的只站大街自言自语的状态,转为现在的要破坏东西?那么今后她还将出现什么病态的症状呢?从今以后我要如何对待她呢?

    这时高山站到我前面,对着我哥说:

    “大哥您先不要生气了,怪我们没有看好我妈,我妈的工资钱攒的有六千多了,回学校我就汇过来,剩下的等我一点点还您,您别和我妈生气了!都是我们不对,给你家惹麻烦。”

    “我不是那个意思高山,关键哥太心疼了,我生意得用啊,我那些客户联系我找不到耽误事儿,要是再买一个得去省城,咱这边没有,再说得一万多块啊。”

    我哥虽然能对我喊叫,但对高山他还是从小就有怜悯之心的,听到高山说“给我家惹了麻烦”,他自觉说话过头触到我们两家都回避的实质问题了,便阴沉着脸瞅了一眼高山声音低了下来,再三解释说不是生气我岳母扔东西,实在是大哥大确实生意上离不开,不过说到最后还是回到了钱上。

    在我爸出场的劝说下,这事暂时搁置,也没有确定到底需不需要赔。本来定的带我岳母一起送站也不得不让高江江呆在家里看护她,只有我自己坐我哥车去送高山。

    高山一路上都很黯然,尽管我哥冷静下来之后一再跟他解释,并试图说些有的没的笑谈,都没有消除他内心本就存在的自卑感,我看到他勉强笑着跟我们道别,然后拎着皮箱带着愧色走进进站的人流中。

    这事就此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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