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皇帝和臣子
传旨，杨鹤总督陕西，事权重大，竟然听任流寇猖狂，而不加扑灭，涂炭生灵，大大辜负了朕的委任。立即革职，由锦衣卫押解来京审问。”
崇祯被臣子们瞒的好辛苦啊，他还一直以为陕西已经无忧了。
崇祯下旨之后，满堂大臣一个个战战兢兢。
他们清楚的记得，崇祯在朝堂上夸赞过杨鹤的计策的。
甚至，崇祯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说过。
“流寇亦我赤子，宜招抚之，不可纯剿，理应少行杀戮。”
而今朝臣们回想起这句话来，只觉毛骨悚然。
虽说朝臣深感不安，不过还是得站出来表态。
恰逢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来京述职，他就出班弹劾杨鹤。
他把陕西抚贼旋叛的局面，归咎于杨鹤的一意主抚。
他说由于招抚，一些降丁遣散到乡村在当地百般骚扰，百姓称为“官贼”，对招抚之事痛恨之极。
兵部尚书王洽，适时附和，责备杨鹤手握五省兵马，却主抚不主剿，最终使得局面难以收拾。
“皇上，杨鹤初任之时，所携之银不过十五万两，所济之粮不过二万石，而陕地之贼数十万之众，赈济粮银杯水车薪，臣以为，杨鹤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此。
臣斗胆恳请皇上彻查此事，待查清个中原由之后，再行圣断。”
内阁首辅朝爌出班上奏道。
朝爌身为内阁首辅，他说的话崇祯不得不重视。
崇祯沉吟了片刻，决定任命吴甡出任陕西巡抚，核查此事。
待吴牲走后，朝中的大臣们见风使舵，纷纷开始弹劾这个早就让他们不爽的杨鹤。
朝中的大臣们连王则之攻占大同府的事情都不管不顾了，在他们眼里，顺着皇帝的意思行事，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看到了铲除一个讨厌虫的最佳时机，他们可不会放过如此好的时机。
吴牲调查杨鹤，杨鹤很是委屈。
最终杨鹤经受不住如此重压，精神趋于崩溃，向崇祯皇帝提出辞职。
他痛苦万分地上奏说:臣到任以来，没有一日不在凶险、惧怕之中，但是没有一日称病、请假。
由于军情紧急，惊吓忧虑，食不下咽，终于得了厌食症。
日复一日饮食不进，喝薄粥都嫌咽喉窄小，胸中好像有块垒郁积不化。
焦头烂额，剿贼日久无功，自以为不祥之人，愈病愈忧，愈忧愈病。
倘若承蒙皇上哀怜，容许臣回乡调理，由儿子杨嗣昌到边疆效劳，以表臣的忠心。
崇祯看到这篇写的哀怨凄苦，蒙冤含恨，忧心忡忡的奏疏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冷冰冰的批复了八个大字，“已有旨了，该部知道。”
陕西巡按御史吴甡调查到一些降丁遣散到乡村在当地百般骚扰的事实，于是，他在紧要关头从背后捅上一刀。
他上奏指责杨鹤“苟企图草草了事，只讲招抚不讲围剿，引来皇帝严厉图结局，徇抚讳剿”。
由于杨鹤只关注招抚，不关注围剿，导致流贼日益猖獗，崇祯很是生气。
他下旨命陕西巡按御史吴甡调查杨鹤连续报告战功，是否确实。
吴甡调查后，向皇帝提交杨鹤剿抚失策的奏疏散，着重强调由于杨鹤招抚失策，地方受到流毒，杨鹤如果不能有所作为，处境岌岌可危。
就在此时，张孟金、黄友才，于六月二十二日，再度起义，带兵北上，攻占军事重镇宁塞这一消息传到北京，舆论为之哗然。
主剿派官员本来就对招抚政策大为不满，抓住抚贼反叛事件，向主抚派大兴问罪之师。
原先支持主抚派的官员，见风使舵，也谴责主抚派虚张声势。
陕西道试御史谢三宾弹劾杨鹤，杨鹤先前曾经夸口:招抚以后，部众已经遣散，庆阳一带廓然澄清，州一带屹然保障，请问，攻打中部县的流寇难道是从九天而降的？
崇祯帝震怒，急命陕西巡按吴甡查实报告。
吴甡向皇帝报告:杨鹤主抚误国。
崇祯皇帝不再迟疑，于崇祯二年，七月三日命锦衣卫捉拿杨鹤回京审问。
杨鹤被捕之前悲愤欲绝，写了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的奏疏，为自己辩护。
他说皇上在平台召见大臣时曾经说过，“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
臣遵照皇上的旨意，不嗜杀人，适逢皇上发银十万两，派吴赈济饥荒，招抚流贼。
臣奉行德意，诱降流贼队伍数支，无非想把他们解散归农，如此而已他讲的都是事实，问题在于钱粮不足，致使招抚流贼并没有成功，再讲那些旧话已经无济于事了。
适时分巡霸州道，加右参政的杨鹤之子杨嗣昌，听闻了父亲的遭遇。
于是，他马上向皇帝请求，愿意代替父亲承担罪责，其实是希望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从轻发落。
皇帝没有允许，杨鹤知道大局已定，鸣冤已无济于事，写了题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的奏疏，承认自己的失误，却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
他说由臣出任总督，是用非其人。
他说皇上平台召对时，曾当面说明，自己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千，也没有防守边疆的阅历。
念及报答圣恩，勉为其难，不料狼狈至此，实在是自己的失误。
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到任以后，除了皇上给他的十万两私银之外，再没给过他一两银子，一石米粮，致使五省兵马溃散，时势一日难于一日。
采取招抚的方针，也是形势所迫。
平心而论，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作为一个束身待罪的人，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果然，崇祯大怒，不允许任何大臣为他说情。
事实上，就是崇祯允许也不会有大臣为他说情，朝堂上的大臣一个个只知道明哲保身，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去触皇上的霉头。
更何况他们早就想把杨鹤排挤出朝堂了，现在这么好的时机他们怎么会放过。
五省兵马散了，崇祯知道，他现在没有钱粮很难再把他们聚集起来。
于是就和大臣们商量是不是增加田赋，弄些银钱来。
大臣们听了崇祯的话语开始商量起来。
七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毕自严条陈赋役全书则例五事：起存之琐细宜备，杂项之开列宜详，驿站之增派宜减，民屯之出纳宜清，裁定之册式宜减。
崇祯帝允从。
在此之后崇祯开始大张旗鼓的裁撤驿站。
做完这件事情，大臣们开始商讨五省总督的事情。
朝臣们一致认为，五省总督是王则之提出来的，而王则之是不是造反了，他们还没搞清楚。
所以，他们取消了五省总督一职，重新启用三边总督一职。
原来的三边总督武之望自尽了，现在五省总督又取消了，他们就开始推举新任的三边总督。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朝臣们终于统一了的意见。
他们推举于崇祯二年四月初九日击溃王左挂的洪承畴上任。
洪承畴听闻之后，战战兢兢，唯恐步杨鹤的后尘，写了“请宽前督”的奏疏，为杨鹤求情。
他说，杨鹤到任以来，小心谨慎由于灾荒严重，盗贼愈来愈多，东扑西生，灭彼起。
反贼降而复叛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杨鹤。
崇祯被杨鹤揭短，很是生气，所以他毫不松口。
“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
不久，杨鹤被发配到江西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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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被臣子们瞒的好辛苦啊，他还一直以为陕西已经无忧了。
崇祯下旨之后，满堂大臣一个个战战兢兢。
他们清楚的记得，崇祯在朝堂上夸赞过杨鹤的计策的。
甚至，崇祯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说过。
“流寇亦我赤子，宜招抚之，不可纯剿，理应少行杀戮。”
而今朝臣们回想起这句话来，只觉毛骨悚然。
虽说朝臣深感不安，不过还是得站出来表态。
恰逢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来京述职，他就出班弹劾杨鹤。
他把陕西抚贼旋叛的局面，归咎于杨鹤的一意主抚。
他说由于招抚，一些降丁遣散到乡村在当地百般骚扰，百姓称为“官贼”，对招抚之事痛恨之极。
兵部尚书王洽，适时附和，责备杨鹤手握五省兵马，却主抚不主剿，最终使得局面难以收拾。
“皇上，杨鹤初任之时，所携之银不过十五万两，所济之粮不过二万石，而陕地之贼数十万之众，赈济粮银杯水车薪，臣以为，杨鹤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此。
臣斗胆恳请皇上彻查此事，待查清个中原由之后，再行圣断。”
内阁首辅朝爌出班上奏道。
朝爌身为内阁首辅，他说的话崇祯不得不重视。
崇祯沉吟了片刻，决定任命吴甡出任陕西巡抚，核查此事。
待吴牲走后，朝中的大臣们见风使舵，纷纷开始弹劾这个早就让他们不爽的杨鹤。
朝中的大臣们连王则之攻占大同府的事情都不管不顾了，在他们眼里，顺着皇帝的意思行事，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看到了铲除一个讨厌虫的最佳时机，他们可不会放过如此好的时机。
吴牲调查杨鹤，杨鹤很是委屈。
最终杨鹤经受不住如此重压，精神趋于崩溃，向崇祯皇帝提出辞职。
他痛苦万分地上奏说:臣到任以来，没有一日不在凶险、惧怕之中，但是没有一日称病、请假。
由于军情紧急，惊吓忧虑，食不下咽，终于得了厌食症。
日复一日饮食不进，喝薄粥都嫌咽喉窄小，胸中好像有块垒郁积不化。
焦头烂额，剿贼日久无功，自以为不祥之人，愈病愈忧，愈忧愈病。
倘若承蒙皇上哀怜，容许臣回乡调理，由儿子杨嗣昌到边疆效劳，以表臣的忠心。
崇祯看到这篇写的哀怨凄苦，蒙冤含恨，忧心忡忡的奏疏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冷冰冰的批复了八个大字，“已有旨了，该部知道。”
陕西巡按御史吴甡调查到一些降丁遣散到乡村在当地百般骚扰的事实，于是，他在紧要关头从背后捅上一刀。
他上奏指责杨鹤“苟企图草草了事，只讲招抚不讲围剿，引来皇帝严厉图结局，徇抚讳剿”。
由于杨鹤只关注招抚，不关注围剿，导致流贼日益猖獗，崇祯很是生气。
他下旨命陕西巡按御史吴甡调查杨鹤连续报告战功，是否确实。
吴甡调查后，向皇帝提交杨鹤剿抚失策的奏疏散，着重强调由于杨鹤招抚失策，地方受到流毒，杨鹤如果不能有所作为，处境岌岌可危。
就在此时，张孟金、黄友才，于六月二十二日，再度起义，带兵北上，攻占军事重镇宁塞这一消息传到北京，舆论为之哗然。
主剿派官员本来就对招抚政策大为不满，抓住抚贼反叛事件，向主抚派大兴问罪之师。
原先支持主抚派的官员，见风使舵，也谴责主抚派虚张声势。
陕西道试御史谢三宾弹劾杨鹤，杨鹤先前曾经夸口:招抚以后，部众已经遣散，庆阳一带廓然澄清，州一带屹然保障，请问，攻打中部县的流寇难道是从九天而降的？
崇祯帝震怒，急命陕西巡按吴甡查实报告。
吴甡向皇帝报告:杨鹤主抚误国。
崇祯皇帝不再迟疑，于崇祯二年，七月三日命锦衣卫捉拿杨鹤回京审问。
杨鹤被捕之前悲愤欲绝，写了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的奏疏，为自己辩护。
他说皇上在平台召见大臣时曾经说过，“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
臣遵照皇上的旨意，不嗜杀人，适逢皇上发银十万两，派吴赈济饥荒，招抚流贼。
臣奉行德意，诱降流贼队伍数支，无非想把他们解散归农，如此而已他讲的都是事实，问题在于钱粮不足，致使招抚流贼并没有成功，再讲那些旧话已经无济于事了。
适时分巡霸州道，加右参政的杨鹤之子杨嗣昌，听闻了父亲的遭遇。
于是，他马上向皇帝请求，愿意代替父亲承担罪责，其实是希望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从轻发落。
皇帝没有允许，杨鹤知道大局已定，鸣冤已无济于事，写了题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的奏疏，承认自己的失误，却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
他说由臣出任总督，是用非其人。
他说皇上平台召对时，曾当面说明，自己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千，也没有防守边疆的阅历。
念及报答圣恩，勉为其难，不料狼狈至此，实在是自己的失误。
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到任以后，除了皇上给他的十万两私银之外，再没给过他一两银子，一石米粮，致使五省兵马溃散，时势一日难于一日。
采取招抚的方针，也是形势所迫。
平心而论，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作为一个束身待罪的人，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果然，崇祯大怒，不允许任何大臣为他说情。
事实上，就是崇祯允许也不会有大臣为他说情，朝堂上的大臣一个个只知道明哲保身，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去触皇上的霉头。
更何况他们早就想把杨鹤排挤出朝堂了，现在这么好的时机他们怎么会放过。
五省兵马散了，崇祯知道，他现在没有钱粮很难再把他们聚集起来。
于是就和大臣们商量是不是增加田赋，弄些银钱来。
大臣们听了崇祯的话语开始商量起来。
七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毕自严条陈赋役全书则例五事：起存之琐细宜备，杂项之开列宜详，驿站之增派宜减，民屯之出纳宜清，裁定之册式宜减。
崇祯帝允从。
在此之后崇祯开始大张旗鼓的裁撤驿站。
做完这件事情，大臣们开始商讨五省总督的事情。
朝臣们一致认为，五省总督是王则之提出来的，而王则之是不是造反了，他们还没搞清楚。
所以，他们取消了五省总督一职，重新启用三边总督一职。
原来的三边总督武之望自尽了，现在五省总督又取消了，他们就开始推举新任的三边总督。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朝臣们终于统一了的意见。
他们推举于崇祯二年四月初九日击溃王左挂的洪承畴上任。
洪承畴听闻之后，战战兢兢，唯恐步杨鹤的后尘，写了“请宽前督”的奏疏，为杨鹤求情。
他说，杨鹤到任以来，小心谨慎由于灾荒严重，盗贼愈来愈多，东扑西生，灭彼起。
反贼降而复叛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杨鹤。
崇祯被杨鹤揭短，很是生气，所以他毫不松口。
“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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